去到一些公開場合，主持人提出一種問題，最為尷尬：
比如，對來賓提出要求：「最後，能不能給現場的創作者一些勉勵？」
有時真的想直接回：
「會堅持創作下去的人，不需要我們當中任何人的勉勵。」
這個故事，還是一直跟在我身後。
我記得，自己當時不斷自問：為什麼沒有標示禁止通行？
還有，就算寫了禁止通行，為什麼只有寫「勿動」，卻沒有寫「不准飲用」？
還有，紙箱一用完，為什麼沒有立刻用膠帶封回去？
這條隧道，身為一位擺攤人員，我看不到終點——
如果責任永遠只在服務生這一方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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