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稿完成之後，楊之儀錄了一段語音，傳過來。說這種體驗像照鏡子。她發現自己每一次出去採訪都要扮演一個新的角色，斟酌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她其實很害怕一個人對著錄音機說話，也因此她從來不敢用錄音跟別人往來。
她傾向寫文字，保持誠懇樂觀，保持正面。她說，回頭重讀這篇文章的時候，她忽然意識到自己的家庭，自己柔軟的部分，在現在的生活裡頭好像缺席了。但其實一直都在，只是一不留神被自己越走越遠了。
從十七歲到十九歲那段時間，唐尚群都在臺北的樂器行四處打聽機會。十九歲的人有辦法教三、四十歲的學員嗎？他回想那時候想入行，多半被當成「不知道打哪來的死小孩」看待。「哎呀你太年輕了，你能教嗎？你懂怎麼教嗎？」每一次面對這些質問，他心裡很生氣，沒收到錄取的下文，又氣自己得不到。
為了音樂他可以去便利商店打工，去餐廳端盤子，去作冷氣師傅的學徒，全是為了等下一個彈琴的機會。後來，一位臺北樂器行老闆找他過去。十九歲那年，他開始在臺北的兩間音樂教室同時教課，一邊唸書一邊教，也一邊演出和錄音。
尚群有時候會想，那位在黑板前一邊講題目一邊彈琴的老師，不知道現在在哪裡。自己後來走的路，似乎有一點像他。他發現養活自己有好幾條路，可是每一條都沒他想得簡單。
林美均花了很長的時間去理解那些讓她不舒服的人。原諒和理解，兩者之間有一條很清楚的線。她真正思考的，是拿掉那些東西以後，她還能不能感受到對方原始的樣子。那些累積在一個人身上的成就、學歷、社會位置，有時候會把這個人本身擠到旁邊去。
你問他你是誰，他回答你的是他的頭銜。真正的他已經不在了。有些人從來沒有機會知道真正的自己長成什麼樣子。
她後來會覺得，那時候的自己其實沒有真的看見自己的內心。她一直把溫柔留給別人，卻沒有用同樣的方式安慰過自己。
程希智說，董氏奇穴的思維，對他來說反而更接近《黃帝內經》的精神，也更符合他自己這麼多年來對身體的理解。
這一套系統不只是技術，它常常引導他去思考一些關於宇宙本體、本質的問題。他很享受這樣的過程。
他形容自己現在在教的「虛微養生」，是一套「看似簡單但裡面非常深」的東西。如果只是學操作，其實很容易。
但如果要理解其中的道理，就會變得非常有意思，非常耐人尋味。
40歲前後，李湘陵開始認真想：我到底還可以做什麼？劇場暫時回不去，老問題還在。那陣子她一直在 Instagram 上看別人的刺青，同時也在想自己想刺什麼圖案。突然，兩件看似無關的事碰在一起，她想：我是不是可以去做刺青？
她把自己適合做刺青的特質列了出來。然後找到後來的師傅，約了時間，去問了一些問題，想確認自己的想像對不對。
聊完以後她決定了。
做。
如果你只看黃正安的 YouTube 影片，大概會覺得他是一個十足搞笑的人。
拍的東西有時候看起來很無腦，純粹在鬧。他也確實很會鬧。鏡頭前喜歡用自嘲式的幽默，練了不知道多久才學會的高難度技巧，展示完輕描淡寫：「是不是很簡單？」而且說的時候臉上常常沒有表情。
好像剛才那段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好像每個人的手指都應該可以跑那麼快。正是那股平淡，讓整件事情變得好笑。
陳定信是臺灣肝炎研究的奠基者，推動 B 型肝炎疫苗全面接種的關鍵人物。在臺灣醫學界，他的名字是一座山。
⋯⋯有人透過這條線靠過來，有人因為這條線對她另眼相看。她沒辦法分辨哪些善意是真的，哪些是衝著她父親去的。這種不確定讓她本能地排斥那個標籤。
父親不在了，線就斷了。沒有人可以再透過她得到什麼。剩下的只有記憶和她自己。
於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陳韻如反而開始主動提起父親。不是為了誇耀，也不是為了哀悼，而是因為那個名字終於變成了一件「中性的事」。
它不再是一條可以被利用的線，而是她口袋裡的一張證件，又像名片。在需要的時候可以拿出來，證明自己的來歷，然後收回去⋯⋯
台北有一間叫「身體快樂工作室」的小教室，在大馬路旁，隔壁是消防隊。
有人在那裡教舞蹈、身體訓練，也帶領即興感知和創造性開發，也教攀岩的人怎麼跟石頭說話。
有時候會有一群小朋友在光裡追著彼此跑，大笑，跌倒，又站起來。
盧家宏的指尖，有一層厚厚的、幾乎失去痛覺的硬繭（callus）。
很多人看過他在舞台中心的樣子，看過他成為「站到前面的人」。
但那雙在暗處被磨損過無數次的手，很少有人認真看過。
這次訪談，我想寫的是那雙手──那份不舒適的代價，怎麼一次一次磨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