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美均在波士頓的街上站了很久。
那是她到美國以後的頭幾個禮拜。她站在一條陌生的路上，四周全是陌生的人，用她還不太能自在使用的語言過著這種新鮮的日子。沒有人知道她從哪裡來、念過什麼學校、身上背著什麼。在這裡，她是一個完完全全的 nobody。
查爾斯河的風吹過來是冷的，跟新竹那種帶著灰塵味的東北季風不一樣，這邊的冷是乾淨的，什麼味道都沒有。她站在波士頓的街頭，第一次看見自己原來的樣子。
她是一個溫暖的人。而她以前卻不知道。
逃避自由
佛洛姆在《逃避自由》裡講過一個概念：人得到自由以後，第一個反應往往不是喜悅，而是恐懼。因為自由意味著你不能再把責任推給壓迫你的東西了，你得面對自己。美均的版本比佛洛姆描述的更乾脆。她沒有恐懼，她只是站在波士頓的街頭那裡，就突然安安靜靜收下了那個她其實一直都知道的答案。
交大的校園，讓她感覺放鬆。理工科的男生佔絕大多數，是一種懶洋洋的隨性氣質。美均在這裡度過大學四年，從零開始學吉他，看網路影片自己練指彈，參加校園比賽，得了一些獎。沒有人跟她說這條路究竟對不對。
她後來才意識到，這種不被干擾的自由，或許是有時間限制的。她從來沒有被逼著去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麼。當一個人一直泡在溫水裡，不會特別去想溫度的存在。但她也不小心忘了，自己遲早有一天必須從浴缸裡站立起來，走出去。
她什麼都沒有變。從交大到臺大，家庭沒變，個性沒變，對世界的好奇心也沒有變。但環境讓她頓時覺得她失去了自由，或更確切地說叫自在。
美均開始壓抑。二十三歲的她，不知道怎麼處理心裡面太多的東西，就選了一個最笨的辦法：假裝沒有感覺。
壓抑的起點比她以為的更具體。她一開始進實驗室的時候，什麼都不會。她有一個自己的研究題目，但沒有路線圖，不知道從哪裡下手。書念得不夠多，知識不夠深，於是她問出來的問題，有時候就等於是蠢問題。
有點像是直接問「這片葉子為什麼是綠色的」。別人聽了會覺得你應該先去想這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吧，怎麼會直接問為什麼是綠色。有一次她問一個同學問題，那個同學直接把一本書丟到她桌上。真的是用丟的，然後跟她說：「欸多念一點書啦。」
她開始覺得自己像個笨蛋。然後她開始在每次開口之前先審查自己：我現在問出來的這個問題，會不會讓別人覺得我很蠢？這個習慣一旦養成，就再也關不掉了。
還有一次，指導教授交代她做一個實驗條件：650°C，15分鐘。她照著去做了。帶她的學長姐隨口問了一句：你這個為什麼要做650度、15分鐘啊？她整個愣住。她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她只是照著做。那一瞬間她看到了自己的狀態：「我是不是根本沒有想過這個實驗的目的，也沒有想過我的人生。」
她心裡開始自問：「我好像只是一直在做別人要我做的事。」美均開始跟自己打架。同學來問她問題的時候，她會驚覺：你們怎麼都已經想過這些了？那我是不是就是那個最笨的？
她選了一個讓自己好過一點的辦法：不聽、不看、不想。我現在一點感受都沒有。我只要把報告做完就好了。把事情完成，就不會再有這種痛苦的感覺。她心裡一直有一個邏輯：大家會這樣對我，是因為我不夠強。如果我把事情做好了，他們就不會這樣對我。如果他們不再這樣對我，我也就不會有這些感受。那乾脆，我就不要有這些感受。
推開研究室的門之前，先在走廊上把所有的不舒服壓回去，換上一張正常的臉走進去。打招呼，坐下來，假裝這是一個普通的早晨。她一直在對自己的感覺施壓，像是身體裡面住了兩個人。一個拼命在吶喊，另一個拼命在捂嘴。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兩年。有一天她坐在捷運上，看著車廂裡的乘客，視野開始從兩邊收攏。世界像被什麼東西慢慢夾起來，越來越窄，越來越暗，最後只剩下眼前一小片光。她坐在座位上，跟周圍的一切都斷線了。車廂在動，人在上車下車，但這些彷彿都跟她無關。她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
她用糖果屋的故事來比喻這整段人生。一路上有人餵她糖吃。做得不錯、考得很好、你好棒、你一定會有很好的前途的啦。一顆一顆吃，一步一步走，走到回過頭來才發現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進了一間屋子，而且門不知道在哪裡。
美均花了很長的時間去理解那些讓她不舒服的人。原諒和理解，兩者之間有一條很清楚的線。她真正思考的，是拿掉那些東西以後，她還能不能感受到對方原始的樣子。那些累積在一個人身上的成就、學歷、社會位置，有時候會把這個人本身擠到旁邊去。你問他你是誰，他回答你的是他的頭銜。真正的他已經不在了。有些人從來沒有機會知道真正的自己長成什麼樣子。
她後來會覺得，那時候的自己其實沒有真的看見自己的內心。她一直把溫柔留給別人，卻沒有用同樣的方式安慰過自己。
初登場
碩一那年，一個偶然把她帶進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李宗盛的吉他品牌辦了一場直播演出，團裡有人臨時來不了，有人問美均要不要去代打三十分鐘。她去了，彈完覺得狀態不錯。
一段時間以後，接到聯繫，說大哥想見她聊個天。見面的過程比她預期的短。李宗盛先跟她閒聊了幾分鐘，然後直接說了一句話：「我只是想看一下你是怎麼樣的人。」沒有叫她彈，沒有考她什麼，沒有拿出任何帶有評估性質的東西。然後他提了一個案子──跟李劍青去中國巡演，問美均覺得怎麼樣。她說，請讓她回去好好想一天。想了一天覺得沒問題，她才正式回覆。
這是她第一次近距離看到音樂圈的運作方式。臺上的樂手、錄音室的標準、巡演的節奏、李宗盛對細節的要求。也是在這個過程裡，她搞清楚了一件她一直模模糊糊知道但說不出來的事。
在音樂裡面不是這樣。美均發現自己願意花比別人多三倍的時間，只要結果能做到一樣好，她會覺得很開心。前者是競爭。後者是喜歡。她第一次分清楚這兩種詞彙的差別。也第一次領悟，她真正喜歡的是其他事情，跟「贏」沒什麼關係。
關於碩士，爸爸只有一個要求：你先念完，後面做什麼我不管。她答應了，也做到了，但接下來的路比她想像的難走得多。「非科班出身」這幾個字，是她身上甩不掉的標籤。她是自學的，一路看影片練上來的，只正式上過幾堂樂理課。她知道自己彈得不錯，但「不錯」是一個沒有刻度的詞，她不知道放眼廣大的音樂世界，自己到底被其他人「歸類」站在哪裡。
經濟問題也是現實的。她住永和，每天早上騎摩托車穿過臺北的早晨，從永和到小巨蛋附近教一個國中生數學，一堂課兩三千塊。理工科的背景讓她餓不死，但餓不死不是她活著的目的。然後一段內耗的感情把她推到了懸崖邊，劇烈到她整個人幾乎碎掉。
身邊有人問了一句：「美均，你要不要出國念音樂？」
她申請了 Berklee，竟然上了。後來回頭看，她覺得那段感情像一個迴圈，她一直在裡面找出口，想飛走。最後把她甩出去的力量是一連串她沒有計畫過的巧合。
波士頓
波士頓這座城市給了美均一樣東西：自由。
交大畢業的、臺大碩士、理工科背景、李宗盛看過的吉他手，這些在臺灣讓她被定義的標籤，在查爾斯河邊一個都不算數。她只是一個亞洲女生，走在十一月的波士頓街頭，羽絨外套拉到下巴，呼出來的氣是白色的，沒有人在乎她是誰。
她在 Berklee 念吉他，但讓她哭出來的，是在 Longy School of Music 跟的一堂鋼琴課。老師叫 Peter Cassino，八十幾歲。她是彈吉他的，跑去上鋼琴課。兩個人坐在琴房裡，各自一台琴，一起彈。
有一次 Peter 彈了一段很簡單的進行，美均在旁邊用吉他合奏。既沒有複雜的和聲，也沒有炫技的段落。八十幾歲的手指在琴鍵上慢慢散步。漫長的演奏生涯，壓了幾個看似平凡的和弦，美均卻能感受到其中的不平凡。在旁邊聽著，眼淚突然無法控制，掉了下來。她跟 Peter 說她不知道為什麼想哭。那種哭，她形容像找了很久很久的東西，好像突然就出現在她面前了。Peter 沒有想要感動她，他甚至不是在彈給她聽，他只是在表達他自己。但那個狀態似乎本身就已經力道十足了。再多，美均已經扛不住了。
她說那一秒鐘她想通一件事：「這或許就是我來到美國的目的。」那是心流。她追了很久，用很多語言試圖描述但總是差一點的東西。一個人放下了所有想要被理解、被肯定，想要讓你感受到，從他身上自然流出來的東西。
沒有方向，也沒有目的。她說那一刻她喜歡的就是此刻本身、手上這把琴、指板上手指的摩擦聲。她說這就是她彈吉他的全部意義，不只是「技術好不好」的問題。欠缺技術，你可以一直練，心流不行。心流練不出來，它是你把「所有不是你的東西」拿掉以後，剩下的那個。
她把彈琴當成一種自我觀測的儀器。
「我此刻在緊張什麼？我在害怕誰的評價？我覺得自己哪裡不夠好？」
好，那我們看看這些東西是從哪裡來的。一層一層剝掉，到最底下什麼都沒有了，那個就是她。然後新的雜念會再蓋上來，她再從頭來一次，一直這樣下去。
你是 Mei，還是 Jing？
在 Berklee 上課的時候，有一件小事讓她始終忘不了。
她有兩個英文名字，Mei 跟 Jing（分別對應美、均這兩個字）。第一堂課的時候，老師口音很重，語速又快，她怕說 Jing 還要解釋怎麼拼，就直接說自己叫 Mei。結果上到一半，英籍的助教 Luke 進來了。這個助教剛好是她平常在酒吧演出的鼓手，認識的是 Jing 這個名字，而老師知道的是 Mei。場面就瞬間變成：「你到底叫什麼名字？」
很尷尬，但也很好笑。這種事情在臺灣不會發生。在臺灣你就是你，一個名字，從頭到尾。但在波士頓，為了溝通方便，為了融入，她會用不同的名字、方式介紹自己。一開始她覺得這樣很混亂，後來她發現，這些無厘頭的小事反而讓她鬆開了。她不再用力去想什麼才是「正確」的自我介紹方式。也許這樣的東西根本不存在。
而且那堂課還有一個更大的事，那是她第一次拿電吉他上課。她一直以來都彈木吉他，用的完全是木吉他的邏輯。她心裡很不確定這樣到底對不對，會不會很奇怪。結果老師後來跟她說：「你還騙我說你不是彈電吉他的。」她才發現，很多她以為別人會放大檢視的地方，其實只是她自己出於害怕的想像。
這個發現跟後來發生的事有關。大她接近十歲的 Luke 後來找她組團，固定在波士頓的酒吧演出。問題是第一次表演就在三個禮拜後，要彈四十首歌。而且四十首她幾乎都沒聽過，全部是九〇年代的美國和英國搖滾，吉他 riff 很重的那種歌。這兩位樂手各自成長歷程受影響的歌曲，有很大的差異。
美均當下覺得完蛋了。電吉他、四十首歌、三個禮拜。她問 Luke 是不是要好好規劃一下排練時間。Luke 很平靜地跟她說：「沒關係啊，一天練三首，一個禮拜練兩三天，能練多少就上台演多少，我覺得我們可以辦得到。」
那是她第一次遇到有人用這種方式跟她說話。沒有「你怎麼還不會」，也沒有「你應該要做到」，只有一句很自然的：「你就做到你能做到的就好。」
美均受這件事影響非常深。深到現在教學生的時候，她會刻意避免負面的語言。不太說「這個不要這樣做」，改成「這個可以這樣做」。一個字的方向不同，整個人接收到的東西就不一樣。正因為這個經歷，她想成為一位在學生眼中更有包容力的老師。
這個樂團裡幾乎全部都是外國人，全英文溝通。她在裡面慢慢忘記了「我是誰」，也不再用「我是哪裡的人」、「我應該怎麼樣」這些框架去看自己。因為整件事情太有趣了，她根本來不及去想。等她回過神來，才發現好像這樣也行。原來她也可以是這樣地自由。
林美均想成為的大人
波士頓的生活裡，還有一群人對她的影響很大。他們叫 You and Me Music，是一個由住在波士頓的華人組成的樂團。團長叫 George，也是交大的。美均會認識他們，是因為 Berklee 的同學宗浩介紹的。
這個團的成員大多四、五十歲，已經成家立業，有的是工程師，有的是MIT出來的。他們在美國住了二三十年，有小孩、有家庭、有穩定的生活。但他們週末會聚在一起彈音樂，像一群始終保有年輕氣質的少男少女。對美均來說，他們就像一群突然出現在異地的家人。
她在美國搬了好幾次家。搬家這種事在異地是很麻煩的，要找人、要開車、要搬東西。這群人每次都來。他們太知道怎麼處理這些瑣碎的事情，因為他們在那裡生活了很久。美均生活上有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就去問他們，他們就像她在這座城市裡的求救按鈕。
跟 George 熟起來是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有一次他開車載她去團練，車程大概二三十分鐘。她那天起太晚，根本沒吃東西。在車上她很直接地說了一句：「我餓了，請問這附近有什麼可以吃的嗎？」就是這句話，讓 George 覺得這個人的需求很明確，他們從此開始變熟。
這群人幫她打破了很多過往的條條框框，讓美均重新思考「大人」的定義。她二十幾歲的時候，對四五十歲的人有很多既定印象，比如長幼有序、傳統、嚴肅。但在這群人身上，那些想像一個一個被重新定義。他們給她很大的空間，讓她去主導一些事情，讓她學會跟不同年紀的人相處。他們始終很包容美均，但那種包容裡沒有把她當小妹妹保護的意味。他們把她當成一個完整的人來對待。
美均在原生家庭裡是老二，很多事情被哥哥照顧，到了美國以後角色反過來了。在Berklee 她反而是年紀比較大的，很多同學才十八、十九歲，大家叫她姐姐。她在不同的情境裡不斷切換角色，也在這些切換裡面，一次一次重新認識自己。
在 Berklee 的最後一場畢業演出上，她彈了一首自己的曲子。這首曲子的中文名字叫《等一杯咖啡》，是董運昌幫她取的。她本來一直想不到名字，只跟董運昌描述了她心裡的意象：像是一段最後的旅程，一種告別的感覺。董運昌聽完就說，那叫《等一杯咖啡》吧。她覺得這個名字的意象很好，就用了。
這首歌其實是疫情期間寫的，那時候她的美國生活才剛開始。但真正彈出她後來發表的那個版本，已經是畢業的時候了。同一首曲子，因為中間經歷了那麼多事，表達出來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她說她在彈這首歌的過程中，學會了一件她以前做不到的事：跟一段關係好好說再見。她以前是一個不會說再見的人。一段關係結束了，她的方式是壓抑、不去想、假裝沒事。但彈這首歌的時候，她發現自己可以用一種比較健康的方式去面對「結束」。沒有切斷，也沒有逃開，就是好好平靜地走完最後那一段路。
美均覺得同一首歌，繞了一圈又回到原點。但那個原點已經帶著很多不一樣的東西了。看起來是同一個故事，同一個自己。但她重新回到那裡的時候，方向已經清楚很多。
回家的粉紅熊
2024年七月，她從波士頓回到臺灣。三個月以後，那種她以為已經找到了的自由，又開始變得模糊。像水慢慢滲進鞋子裡，當事人不會馬上注意到，但走著走著就覺得不太對勁。她說那幾個月是她人生中最矛盾的孤獨。在波士頓也孤獨，但那是理所當然的。你一個人在異地，沒有人瞭解你是正常的。回到臺灣，全部都是自己人，講一樣的語言，吃一樣的食物，住在同一座城市裡，但她覺得比波士頓還要孤單。因為距離產生的孤獨可以忍受，不被理解的孤獨會把人吃掉。
然後她遇到了一位很重要的朋友。就是一個同樣在彈吉他的人，願意停下來聽她講話。她說什麼他就聽什麼，不打斷、不反駁、不急著提供解決方案。她說那個感覺像是得到救贖──但她馬上修正自己，說救贖這個詞太重了。其實就是她的感受被接住了，僅此而已。
那位稍長她幾歲的朋友，叫做黃正安。他們後來一起開了一檔 Podcast 叫「反正你也美在聽」，節目名稱各取兩人姓名的其中一字。這個節目想做的不只有介紹音樂。他們希望讓更多彈吉他、喜歡吉他的人，有一個閒話家常的地方。這裡會聊練琴，也會找他們覺得有趣的人上來節目分享自己的音樂觀與學琴歷程。
一個人可以忍受很多東西。貧窮、孤獨、甚至失敗，都還可以忍，但被忽略不行。因為被忽略的意思是你不存在。美均好像有點想明白這些事件之所以發生的意義與重量。
回來以後的頭幾個月，演出還不少。朋友知道她回來了，會找她彈、找她玩，找她做一些事情。但到了十月，那些朋友的案子都演完了，自己手上也沒有想清楚接下來要做什麼，收入突然斷掉。
有一天她醒來，突然覺得自己應該開一個粉絲專頁。而且她不想露臉，不想讓別人知道那個人是她。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突然覺得應該叫它 Pink Bear ，粉紅色的熊。她開始日更，強迫自己每天發一支影片，連續一個月。因為不露臉，也沒有壓力，反正沒有人知道那是誰。只有兩三個好朋友從她的手、她配戴的吊飾、她的琴，慢慢猜，跑來問她：「美均，影片裡的人應該是你吧？」神秘的她就嘿嘿地說：「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粉紅熊慢慢長大了，半年左右，粉絲到了五六千。她沒有預期到的是，它真的帶來了學生。後來她把專頁改名成「粉紅熊吉他工作室」，開始跟她個人的名字結合在一起，也慢慢開始露臉。
她現在的時間分配大概是這樣的：網路和實體的學生佔一部分，演出與排練大概佔四成。而她也感受到，逐漸可以靠自己的琴養活自己了。這件事情對她來說，比任何履歷上的成就都重要。
門並沒有上鎖
這幾個月她跟董運昌合作，主要彈爵士相關的東西。這段合作讓她很清楚地看到自己這幾年的變化。跟李劍青演出的時候，她是被動的。被期許該怎麼彈，被要求達到某個標準，被告知這個行業的藝術家應該是什麼樣子。有人跟她說過一句話：所謂的藝術家就是在別人的作品裡面，讓人看到你自己的東西。她把這句話收在心裡很久，但發現自己一直做不到。因為她不知道自己的東西是什麼。那時候驅動她的力量是外來的，她只要看到標準在前面，就拼命追。
波士頓回來以後方向改了。同樣是「彈得準」這件事情，以前她的感覺是「我應該要彈得準」，現在是「我想要彈得準」。一個字的差別，前者是在追一個別人設的目標，後者是不管前面有沒有人，後面有沒有人，她就是想往那個方向走。
董運昌今年五十八歲，兩座金曲獎最佳演奏專輯得主。他錄過的專輯比很多人聽過的還多，但讓美均最難忘的不只是這些，是這位老師到了這個年紀，站在這個位置，跟一個比他小的後輩合作的時候，自己說了一個不同的想法，董運昌知道後願意停下來思考。是真的好好停下來想，試試看對方說的合奏方向。美均說她不確定自己到了董老師年紀的時候，有沒有辦法對後輩做到同樣的事情。她希望可以。
跟李劍青的時候她是學生，跟董運昌的時候她是夥伴。這個差別有一半是對方給的空間，另一半是她自己擴充出來的。她開始比較知道怎麼在一場合奏裡發出自己的聲音了，也比較敢講出自己的看法。
以前她會把意見吞回去，因為覺得自己不是科班出身的、年紀輕、資歷淺，現在她不會了。這些條件其實沒有實質的改變，是她終於不再拿這些東西來衡量自己有沒有開口的資格。彷彿有個開關就此打開了。
她的碩士論文開頭，是一頁致謝詞，名義上是寫給所有閱讀這本論文的人，事實是那段話是寫給自己的。她寫的是一個人走在一條完全沒有光的隧道裡，越走越不確定方向對不對，越走越覺得自己一步都跨不出去了。她說她很能理解那種絕望，因為她經歷過。
但美均寫的東西更迂迴，她沒有叫人堅持，因為光是相信自己可以走出隧道，不夠。你要跳脫出來，去相信「你自己可以相信」這件事情。「你要相信你的相信。」她用這樣的方式記憶。這不是繞口的文字遊戲。當一個人絕望到連「我做得到」都說不出口的時候，他需要的不只是更大的信心。好，那更大的信心從哪裡來呢？他需要退後一步，看著那個正在懷疑自己的自己，然後對那個人說：「沒關係，你先繼續相信。」
那個隧道可能要走十年、二十年。只要告訴自己無論如何都要保持前進，你就還沒有停。美均在臺大唸碩士班，最黑暗的那段時間寫了一首歌，歌名叫 “The Door Is Open”。
歌裡面有一個人住在一個地方，一開始很開心，有人餵他吃東西，世界看起來安穩而舒適。然後他慢慢發現這裡其實是一個牢籠。他開始找出口，在牆壁上摸索、尖叫、撞擊，想離開，找了很久很久，終於看到一扇門。
門是開著的，他隨時可以走出去，但他站在門口，動不了。因為等他清醒過來的時候，身上已經黏了太多東西：社會覺得他應該成為的樣子，經濟的壓力，別人給過的掌聲，全部加在一起，重量重到他的腳完全抬不起來。
門從來沒有鎖過。真正束縛她的，一直是她自己的猶豫。
林美均今年三十出頭。她說她還在走，隧道有的時候亮一點，有的時候又暗下去。心流偶爾來，偶爾不來。但門一直開著。
她現在比較確定的一件事是，她的腳一直在動。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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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來源：林美均、柯智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