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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今早晨跑時,演算法推薦我看的影片。點開一路聽完,覺得很順,更酷的是,馬世芳(圈內人習慣叫他馬芳或馬老師,本文統一寫全名)似乎完全沒有回應羅大佑。盥洗完,邊吃早餐,看了社群平台上的人聊天才知道,本集錄影時間為2026年11月6日,比羅大佑上唐湘龍節目早了四天。羅大佑在那集節目裡點名了馬世芳,問他怎麼會變得這麼綠。
回想幾天前,劉文在「黑熊來了」裡訪問馬世芳,是想知道他如何看待「我曾經欣賞的藝術工作者後來做了我無法認同的事」。此刻回頭再聽,每一句都像在為四天後的事先作答,時間點巧得讓我起雞皮疙瘩。
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句不確定原作者是誰的話:「我從地上爬起來並不會害你摔倒,除非你一開始就站在我身上。」讓我想起,享用各種特權長大的孩子,不會想要世界變得平等。我的感覺是,當社會逐漸恢復應有的平衡,原本站得比較高的人,會覺得自己被剝奪了什麼。
羅大佑在節目裡直指外省人被欺負得夠慘了,火力四射,把我們這個世代早已收進抽屜最深處的「省籍情結」又翻了出來。媒體引述律師林智群的貼文,說他的父親是苗栗的客家人,母親是臺南人。據報導,他也點名蔡英文、蕭美琴沒有子女,不會為下一代想太多。這些話,我們留給補充閱讀,讓讀者自己判斷。
我在閒暇時間聽打、校對這份訪談。為了避免導讀失焦,正文先聊音樂與社會。這場訪談很精彩,回答了我們這個世代在音樂、崇拜、認同上的各種掙扎。馬世芳先談作品和創作者之間的距離,再談赴中交流要先想好的底線。後半段,他聊起學生交來的歌單,一首歌怎麼接住一整代人,音樂的力量真的就在那裡。
我很嚮往馬世芳的文筆,他是我非常崇敬的樂評人。音樂是聽覺的東西,他卻能落筆成句,把歌謠和社會紋理之間的關係寫到讓人參透。很少有人這樣帶著教養看待流行文化,又讀得懂大眾的脈動。前一段時間,有許多人曬出書櫃裡馬世芳的書,我也是被他影響的眾多孩子之一。
把這場談話逐字整理成文章,只調整了分段與標點,讓它更好讀。這是我想為這場談話做的一點小事。
我時常覺得,臺灣有馬世芳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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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影片連結:https://youtu.be/YQG9NKh_Aks?si=R9GeloSsjuhnZtRo
喜歡的創作者人設崩壞還能聽嗎?樂評人談「作品大於作者」與政治審查下的粉絲創傷 feat. 馬世芳|有BEAR來
劉文:今天找老師來,是因為我們談很多跟文化相關的事情,還有文化怎麼影響我們的政治認同。
那當然,其實像我這個世代,我可能會說是所謂的太陽花世代嘛。那我們發現,可能比我們更年輕的一個世代,他們對於太陽花世代的音樂產物跟抵抗文化,在他們來講又有新的認同。比如說,2023 年臺南浪人祭就有一個街訪,然後有一個應該是比較年輕的人,他就說,他最喜歡的樂團是滅火器,但他投的人是柯文哲。所以有一些象徵文化,尤其是抗爭文化的轉移,可能也透過音樂,在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意義。因為我知道馬世芳老師也有教課嘛。所以你有發現到這個現象嗎?
馬世芳:這是一個蠻有趣的,就是作品能不能夠溢出創作的人自己的認同。能夠溢出的話,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對創作人來說不是壞事。我覺得不是壞事。因為作品大於寫這個歌的人的時候,它能夠產生的感染力跟後續效應,有時候那個能量是遠遠超出原先設想的。所以一個喜歡滅火器的聽團仔,他會去投柯文哲,我覺得不奇怪,因為滅火器的音樂效益是大於那個投給誰的政治認同的。我覺得是這樣啊。
而且很多歌在過去的歷史裡面,它長出了原作者完全不可能想像到的效應。你看《雨夜花》、《望春風》,是 1930 年代就寫好的歌。它們在 1970 年代黨外運動,變成某種凝聚向心力的,或者是映照那個時代的政治壓抑跟悲情的歌曲。它也撫慰了很多人,那個時候的選民或者是那個時候的聽眾。他們有一些政治上面的壓抑,或者是有一些說不出口的悲情,那是大於當初,絕對大於鄧雨賢那個時候想像得到的事情。
又或者說像《望你早歸》,對不對?那時候有很多海外黑名單的人回不來啊,或者是在坐牢的政治犯啊,他們就都會唱《望你早歸》嘛。那這歌本來是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很多男人去海外打仗,不知下落,所以才會有這樣的靈感去寫這個歌。所以最後的結果是,它造成的效應跟它引起的共感,遠遠大於那個作品最早最早的時候,為什麼要寫它(的原始動機)。類似這樣的例子很多啦。
那要講有態度的創作人,我們知道楊大正當然是,他非常清楚他的政治上面的認同,或者他對公共議題的態度。我覺得聽團仔應該也不太可能不知道,但他仍然可以喜歡滅火器的歌。我覺得是滅火器厲害的地方。
那我自己作為一個阿宅樂迷,我們通常是先迷上作品,再去研究這個團或這個人,他到底做了什麼或說了什麼。然後會發現,哇,糟糕,這個人會打老婆,那個人是個大男人主義者,這個人是個種族歧視的傢伙,怎麼辦?還要不要喜歡他的作品?我到底是不是應該把他的唱片都燒掉?後來我就覺得,我後來就想通了。就是說,你喜歡一個作品,不代表你要全盤認同創作這個作品的人的言行舉止。那除非說他的作品跟他要宣揚的概念是綁定的。
劉文:所以你會認為,音樂作品它還是有一定的空間,它可以是大於我們看比較狹隘的政治認同?
馬世芳:當然,不然你每讀一本小說、看一個電影,都要檢查一下這個導演跟作者投給誰,或者他過去的言行是否……這很麻煩。這很麻煩。與其去計較這個作者跟你認同不一樣的部分,不如換個角度,去找到他讓你感動的那個部分。你不需要去認同他講的一些你不喜歡的話,或你不認同的事情。
我的學生常常會碰到一個狀況,他們會很困惑。就是要是他非常喜歡的那個 artist,聽團仔會很喜歡一些音樂人,或者是藝術家、電影導演,或者是作家,他們的作品曾經是我們這麼感動的,寄託了自己的很多說不出的東西,但是他居然做了我們沒辦法原諒的事情。不只是政治認同,可能還有 MeToo 的這種事情。那怎麼辦?那以前他給我的這些感動跟啟發,是不是都是假的?
沒有啊,那不是假的,那都是真的,只是這個人做了不能原諒的事情。那不代表你要原諒或接受那個事情。你也可以從現在開始,你就不要再去……你可以抵制他。但之前你曾經得到的感動是真的啊。
那我是覺得,你會失望、會受傷,是因為之前真的有從他那裡得到過禮物嘛。那個感動是很真誠的。會覺得受傷,是因為我們曾經把自己的很多期望寄託在那些人的身上。你希望他幫你講出你講不出來的東西,你把你的期待投射在他的身上。但是事實上是,我覺得,我覺得誰都沒有欠誰什麼耶。既然他讓你失望,你可以把那樣的投射跟期待拿回來嘛,自己為自己想辦法說出你想說的話。我覺得這樣可能是更能夠拿回那個主動性跟能動性。
劉文:對。我覺得其實藝術家或政治人物,或是其實公眾人物都是啊,他們一定會承擔很多這樣的期待。那當然不可能每一個人會跟你 100% 的想望是一模一樣的。然後所以那個失望,有時候會變成對於你一開始看到他的作品或言論的感動,造成比如說你會想完全否定這個人。
所以這樣的現象,我覺得當然在音樂或是創作者的世界,我們經常看到。尤其最近很多樂迷,可能會對於蠻多臺灣的藝人要到中國去發展這件事情,感到很心寒、感到失望。那我不知道馬世芳老師會怎麼看待這個現象?如果我們就理解他背後有一定的商業利益,或者是他甚至也可以在中國做到一些文化傳播的效應,那樂迷要覺得這是一個背叛嗎?還是你會怎麼解讀這樣的事情?
馬世芳:我不覺得這個應該馬上就說人家是背叛啊,或者什麼「你去中國巡迴,我為你感到心寒,你背叛了我們」。沒有那麼嚴重,不要那麼快就下結論啦。
我覺得應該這樣看,就是在中國有非常非常多的文藝青年跟聽團仔,他跟我們是聲氣相通的。他們對於臺灣創造出來的這些文藝作品,有著無比的嚮往跟熱情,是衷心地喜歡。而且因為在中國,很多話不能講,很多歌不能唱,很多字不能寫,所以反而臺灣的這些創作人,有時候是說出了他們講不出來的一些什麼。
我之前還常常去那邊的時候,會遇到非常多讓我很感動的,不管是文化圈的同行,或者這些年輕的讀者、年輕的樂迷。我感覺得到他們的那種渴求,感覺得到他們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非常用功,對自己也是很有要求的,很有教養的。而且你會願意,你是非常非常樂意擁有那樣的讀者跟樂迷的。只不過因為大環境是這樣,你在公共的平台上聽不到他們說真話。所以除非你能夠面對面坐下來跟他們聊,你很難知道他們真的在想什麼。那你能夠去那邊,給他們一些他們心裡真正渴望的東西,他們也真心地喜歡你、欣賞你、懂你,我覺得這個交流是健康的。
只不過,這個政治的麻煩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找你。比方說,你要去,好,那麼你就要接受,你演出的每一首歌,歌詞都要送審。你的每一個在舞台上播出的畫面,所有的視覺設計都要送審。你在舞台上講的每一句話都要事先報批。你不能講任何一句沒有事先報批的話。因為在每一場演出,不管是在 Live House 還是在體育館的演出,都會有專門的人在旁邊盯著你,看你有沒有說不該說的話。你要接受這個。或者再進一步說,一定要叫你簽一份「我承諾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不發表什麼什麼言論」的切結書。你簽不簽?你簽了,也沒人知道你簽了。但他們有這一份文件,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把這份文件曬出來。曬出來,仔細想一想,會怎麼樣嗎?
那再進一步,十月一號要到了,要不要表態?你要不要發一個微博,轉發一下,或者講一句什麼?他逼你非講不可,不然他就要來查你的帳,或者就要對你在中國那邊的工作人員不利。就是說,這個麻煩就是會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有一個檢查的紅線,就是說,到底「全身而退」是什麼意思?
去那邊,我不覺得去那邊交流都是為了賺人民幣,我不覺得是這樣。至少我自己去,當然你有沒有看過這樣一個在現實生活裡發生?但是我去,真的不是為了賺那個人民幣而已,而是我可以碰到真正讓我很喜歡,而且彼此是可以交流的這些讀者嘛。我在那邊做節目,那個流量是還可以的啊。那我也覺得,這是某種程度來說,我們用我們的方式,在文化面做到我們以前都講的「反攻大陸」嘛。那文化面事實上是可以做到一點心戰喊話的功能,我覺得挺好的。但是我隨時說不去,我就不去了。因為我在那邊也沒有養團隊,我也沒有在那邊開公司,錢也沒有多到必須要靠地下匯兌管道才能拿得回來,沒那麼嚴重嘛。
但是有的人在那邊,身家性命都押在那裡啊。今天因為這樣,有人逼你要去說一個其實你不相信的話,但是他逼你非說不可的時候,你說還是不說?你不說,要付出的代價有多大?這個代價你付不付得起?那在去之前,你能把這個底線想清楚嗎?想清楚了,覺得你的風險可以承擔到什麼程度,那就去啊。
老實說,就我所知啦,中國的那些千千萬萬的影迷、樂迷、書迷,根本不在乎你有沒有在他們十一國慶的時候表態。他們根本不在乎。真正在乎的是誰?其實我們更在乎。在臺灣的這些粉絲,我們覺得被傷害了。
那最後,我覺得最應該要被譴責的是什麼?應該是那個逼你表態的政權啊。他逼你表態,然後他製造的那個擾動跟矛盾,事實上都發生在臺灣耶。中國那些網民,他們真的沒有那麼在乎。有些小粉紅會跑去天安門舉報你,說你臺獨、你藏獨,什麼什麼。老實說,他們真的很招人厭。中國的文藝青年很討厭這些人,只是他們聲量很大而已。那我是覺得,不需要把這種負面能量全部都引回到我們自己這邊來,然後變成我們自己在網內互打。結果真正應該被譴責的那個政權,反而失焦了嘛。
所以之前,我覺得我忘了是哪個大官說的,挺好的嘛。就是最後最後,他們必須要有一些措施,讓不管是演藝人員或者是運動員知道,當你講出了超越紅線的那種表態的時候,他們在臺灣這邊必須要付出代價。那個代價也是有點難以承受的。那麼中國那方面,他們也就比較不敢下那麼重的手,逼你非表態不可。因為他兩邊算一算,其實這個變成一個未必划算的事情的時候。
劉文:就蠻明顯的,我們都知道交流是必要的。但是就是交流的風險在哪裡?這個必須要有很謹慎的評估。因為它就是會有結構性的限制。那怕的是你假裝沒有這些結構性的限制,然後你硬是要去,然後去了發生問題,但是你就是說別人不理性等等的。這個就比較可惜了。
馬世芳:對啊,因為承受那個政權的壓迫,被這個審查的紅線、被逼表態,這些事情並不是只有臺灣的文化人會遭受到這樣的麻煩跟痛苦。事實上,中國的創作人承受這樣的痛苦已經幾十年了,最近這些年又越來越嚴重。
還有另外一種狀況是什麼呢?這個因為有各種不可觸犯的紅線,也不知道紅線在哪裡。因為中國的統治,你比我更清楚,有時候沒有紅線。他說那個是,它就是。所以今天是這樣,明天是那樣。(劉:它的紅線是不斷在推進的。)它是看狀況的。它最好就是你不知道紅線在哪裡,所以每個人都自我審查。這個就是威權政府統治最方便的地方。
那比方說,田馥甄吃了個義大利麵就出事了。因為她忘記的是,裴洛西來臺,因為她是義大利裔的美國人。誰知道啊?披薩也不能吃,義大利麵也不能吃,這就是莫名其妙嘛!所以我的建議啦,要是我能夠給建議的話,就是去之前先想清楚,能不能全身而退?全身而退的代價會是多大?要是那個代價承受不了,那寧可先不要去。那或者說,發生什麼事情是你不能承受的時候,你趕快得撤,在你還沒有把身家財產賠在那裡的時候。
劉文:那粉絲的愛呢?粉絲的愛也是不要一次放下去?
馬世芳:老實說啦,我個人覺得,他們說出那些話或寫出那些字的時候,他們心裡也並不真的相信這個,他只是不得不說。但這不代表那沒有造成傷害,它還是造成了傷害。而且不是只有傷害到臺灣的粉絲,也包括中國的粉絲耶。我看到很多中國的粉絲很傷心耶。就是怎麼會,你這麼一個讓我們尊敬的、有著獨立思考能力的、這麼不屈不撓的一個人,竟然在這個時候做了這個事情,實在太讓我們失望了。
被審查的體驗與時代的聲音
劉文:馬世芳老師自己也有在中國做過節目嘛,就是《聽說》這個節目。那也做了很久的時間,但卻有自己的粉絲,或者是其他人舉報你是臺獨。你這個心境轉折是什麼?
馬世芳:我跟你講,那是一個不錯的體驗,應該是說,一個蠻有趣的體驗。我那個被舉報,相對來說規模沒有那麼驚人、那麼恐怖。我相信像最近蔡康永那個事情也是一樣,那個規模也是,那個是擾動到上億人口的事情。哇,我那個真沒什麼啦!我也不過就是我的微博帳號,從來沒有上熱搜,離熱搜遠得很。我的私訊跟留言,大概我沒有去算,但我體感大概是幾百則,有沒有到上千則我不知道。然後就是來罵,動不動就是要殺我全家啦,什麼的。那我那個時候已經回臺灣了嘛,所以人身安全稍微比較有保障。但是碰到那樣的言語攻擊,誰都會不舒服。
我這個人啊,碰到這種事情,我大概很快都可以想通,就可以放下,不要讓自己一直難受在那裡。我想通就是說,這些寫東西來罵、來騷擾、來羞辱的這些人,99.9% 都不知道我是誰啊。他們也沒看過我的節目,也沒讀過我寫的書,也沒聽過我主持的廣播。他們只是看到小粉紅舉報了我,然後列出我的罪證,就覺得:「你這臺獨小雜種,我非要幹爆你不可!」
他能夠如何幹爆我呢?他只能寫私訊來罵我,說「我要殺你全家,你這個雜種狗」,什麼什麼什麼。那關我什麼事啊?(劉:我覺得太不 specific 了)那關我什麼事啊,對不對?那不是,他罵的我不是。如果他看了你的書,然後才罵得出來,可能還可以稍微好好討論一下,我們是不是有什麼誤會。但不是嘛!
所以那個,我後來發現,我好像不用把這個事情 take personally,因為他不是對著我這個人而發的。他們是對他們看到、感覺到的一個仇恨的對象。那個對象今天是一個他們不認識的主持人,明天可能就換成另外一個誰誰誰了。他只是一直有這樣的怨憤、怒氣需要宣洩。然後需要宣洩的人,多半生活中都有一些不得意,都有一些難堪,都有一些不太健康的狀態。想想還是挺可憐的。
那所以,我反正人回來了嘛,我大概能不去就不要去了嘛,那就算了。但我沒那麼紅啦,我又不是蔡康永。我那個節目在中國的流量,我們做兩季二十幾集喔,總共加起來流量大概四、五千萬。在臺灣這個量算不錯,但在中國,你流量沒有上億,你根本不值一提,好不好?所以說真的,它那個擾動也沒那麼嚴重。
劉文:我也想問,因為老師有在臺科大開課,所以其實有一直不斷接觸我們的年輕人。那你對於臺灣現在年輕人想像,無論從流行文化等等也好,他們想像臺灣這個社會,因為你會問他們「最代表這個世代的一首歌」,那你有發現這幾年的一些轉變嗎?
馬世芳:有啊,轉變蠻大的耶。我這個課大概已經上了十幾年,所以最早我的學生現在應該都已經成家生小孩。
劉文:大概可能不到四十?
馬世芳:三十幾歲吧。我開始上課的時候,是還沒有太陽花的時候,大概是 2010 年代初的時候。前太陽花的那幾年,我從他們的報告裡面感覺到的是一種茫然跟失語的狀態。我的那一班同學,臺灣科技大學是技職體系的第一志願,然後後來開放三校同修,所以臺師大跟臺大的同學也可以來修課。照理說,這些孩子都是會讀書的,或者是在臺灣的升學競爭裡面,是前段班的孩子。但他們都還是很迷茫,因為整個大人世界給他們的感覺是,年輕人是被看不起的,未來是背不動的。22K 的年代,差不多就是那個時候。
你看 2012 年就是馬英九的第二任吧,對不對?整個臺灣有點像是要被中國市場吞掉了。大家都有一種,我記得那時候流行說一些東西。比方說,我們都會,很多財經雜誌會抱怨說,臺灣的年輕人就是缺乏狼性,有沒有?
劉文:草莓族。
馬世芳:然後草莓族,草莓族是一個關鍵詞。草莓族這個詞,我們應該考察一下在媒體上什麼時候出現的。所以你要是一天到晚被大人指著鼻子說:「你們這些爛草莓啊,沒出息啊,只配拿 22K 啊,以後要去中國工作。中國年輕人又比你們更厲害,更懂得在戰場上拚殺,有狼性。你們這些就只會躺平、小清新。」我一定也覺得很沮喪,那我就懶得講了嘛。就是那好啊,那又怎樣?那我日子過得不要餓死就好了。
但是 2014 年的太陽花,是一個蠻重要的轉捩點。我覺得太陽花在我看起來,是讓臺灣的年輕世代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我們這一代人集結起來,是會翹動歷史的齒輪,會改變歷史的進程。我們是能夠產生這樣的能量的。
而且那個運動把臺灣年輕世代很多很優秀的人聚在一起,激發出很多有創意的想法。然後包括組織,包括這個怎麼樣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對全民普及教育,關於政治、經濟的這些東西。那這個事情,我認為讓一整個世代的年輕知識分子,有了對自己不一樣的看法。不再那麼失語、那麼茫然,覺得好像我們願意投入一些事情,是有可能改變一些東西的。
但是任何政治領域的變動,不可能是畢其功於一役。所以很快地,你看 2014 年那一年就是柯P當選了嘛,柯P的第一任。然後 2016 年,小英的第一任。可是很快就有後太陽花的一種反挫,因為當時的這些議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年輕人的狀況也不會馬上變得更好。
所以臺灣的流行音樂、原創音樂,或者說我們講的獨立音樂領域,看那個風潮的演變很有意思。你看,草東的第一張專輯是 2014 年發行的(TK註:草東沒有派對的首張專輯《醜奴兒》實際發行於 2016 年,應為馬芳口誤)。然後那張專輯,我覺得它幾乎就是一舉終結了小清新的時代。接下來就出現很多比較憤世的歌、比較虛無的歌、比較憤青系的歌。我覺得都呼應了整個時代的氣氛。
就是說,我覺得大家也發現,好,我們沒有讓國民黨繼續執政,但是公理正義也不會一下就實現。很快地,很多挫折還會接二連三。包括同婚公投,一個非常大的挫敗,那是 2018 年的事情。包括在韓流(TK註:韓國瑜旋風)的那個時候,很多年輕人跟他們的長輩之間,有非常非常嚴重的撕裂。那也包括再到後面柯 P 的第二任,又造成更多世代之間的撕裂,甚至世代內部的撕裂。
但是我覺得,一整個世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也會慢慢地認識到,公共議題從來都不是投完票就解決了。本來它就是一個要不斷參與的過程,不然你就是把決定權拱手讓出去。投票只是一個假裝你有決定權的動作而已。真正麻煩的是投完票之後才開始。那越多人意識到這件事情,我覺得政客才比較沒有亂弄的空間。相對來說啦。
年輕人的投票率向來都不是太高,但是我覺得太陽花之後,狀態是有改變的。就是我覺得年輕世代對於公共議題的參與,是有一種普遍的投入感,一直到現在,2026 年。所以從我的學生的報告裡,我看到的是這樣的氣氛轉變。
我覺得有一個蠻大的改變是,哪怕你再迷茫、再沮喪、再不確定,或者你受了傷害,我們會知道在臺灣這個社會,你只要願意說出來,發出求救的訊號,總會有人願意伸出手來幫助你。總是有一些力量可以把你接住。這個再往回退個十幾年,我覺得沒有那麼清楚的感覺。我覺得那時候感覺底下是虛的,是很個人的苦痛。個人的苦痛永遠跟大我的苦痛是相連接的。我覺得我的學生,我看到幾個有趣的變化,至少跟我這一個世代的人比起來。首先是大家更願意示弱了。
劉文:哦,OK,願意表達自己哪裡不順。
馬世芳:對,那我當然也覺得,這是因為學生信任我,他願意跟我講這個,願意寫這個,我不會忽略他的感覺。他們願意示弱,願意講出自己的困惑、迷茫、痛苦、不確定,受到的傷痛等等。還有他們對於心理疾病的病識感,普遍地,至少比我這個世代要清楚太多了。我在大學的時候,我們都不知道什麼叫憂鬱症。但他們現在有很好的病識感,然後有可以去諮詢的對象。我不會說那是很完美的一個機制,但是至少我覺得,他們都知道有狀況的時候,可以尋找什麼樣的資源。然後當你身邊、你在乎的人有一些狀況的時候,你會願意怎麼樣去提供可能的幫助或者陪伴。我覺得這個事情是這些年很明顯的一個改進。
然後呢,對於這個社會各種各樣選擇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我覺得我的學生,當然會來修我的課的多半都是一些小文青啦,本來就有一定的傾向。但是我覺得,他們對於這個社會的多元價值是內建的。就是我有權利選擇我要的生活方式,我不一定要選擇以前那種,比方說我的阿公阿嬤或者我的爸爸媽媽的主流價值,認為你要做什麼行業才有出息。我可以選擇我要選擇的這條路。當然也包括性別認同。我覺得這個幾乎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內建的東西。那這都是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到現在才有辦法到這樣的程度。
劉文:因為我覺得當代年輕人,他們可以進入到很多不同的次文化領域,那還會有一個屬於這個時代的歌嗎?或者是樂團?
馬世芳:還是有,只是現在的分眾,每個分眾有每個分眾的量體。因為聆聽行為的分散,因為現在的文化工業能夠產製出來的商品太多樣了。你要把你自己穿成什麼樣子,你要聽什麼樣的音樂,你要讀什麼樣的書、看什麼樣的電影,你有無窮的選擇。
所以我跟我的同學說,我讓你們去寫這個報告,「最能代表我們這代人的一首歌」,事實上不可能有一首歌代表一代人。我其實是希望透過這個機會,讓他們去思考,流行歌曲怎麼樣反映出這個作品產生的當下,它連結到的社會背景,還有你們這一代人能夠從一首歌裡面感受到什麼樣的共感。它到底勾引了什麼樣的情緒、什麼樣的經驗?而這個經驗可能不是只有你自己獨有的。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想。所以我讓他們寫這個,不是寫「我最喜歡的一首歌」,而是我要求他們只能寫十年以內的作品。不然大家都在寫《向前走》,不行。而且它也不見得是屬於這個時代的年輕人的狀態。
你看張雨生在 1989 年的時候唱《我的未來不是夢》,那我的學生們的這個世代,他們喜歡的叫做《他們說我是沒有用的年輕人》。那剛好是兩種極端,但是背後可能有一個共通的東西,就是不想被大人世界看不起嘛。只不過張雨生的歌是用一種奮鬥前進的方式,好樂團他們是用一種「我不甘願,所以我乾脆先不說,但是我其實有很多的不甘願跟憤怒」。對,我把它先藏起來。那其實那個核心都是一樣的不甘願嘛。
其實我有做統計啊,就是這麼多年來的「最能代表我們這代人的一首歌」。你看太陽花之後,很多同學就會選《島嶼天光》,它應該是到目前為止,累計數量數一數二的,可能是蠻有共識的一首歌。因為它真的捲動了蠻多的事情。但第二多的是什麼?就是《他們說我是沒有用的年輕人》。草東的歌,最多同學會選的是《爛泥》,那也是某一種狀態嘛。還有一個我很意外,但很多人會寫,就是王力宏跟黃明志一起唱的《飄向北方》。其實黃明志是為了北京的北漂寫的,他還真的寫了很多只有北京那些打工的孩子們才能理解的東西。但是我發現很多學生上大學是第一次離開家獨立生活,他們就跟那個很有共感。我覺得也蠻有意思的,那也是一種心聲啊,對不對?
然後像老王樂隊《我還年輕 我還年輕》,本來是為了金旋獎寫的一首主題曲,結果變成了一個世代的主題曲。「給我一瓶酒,再給我一支菸。」就是它一方面有點痞痞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唱出了一些惶恐跟困惑。它用一些大詞,有一種虛無感,但是它的形式上會讓你找到寄託,就是它有宣洩的這個部分,所以很多人喜歡。那老王另外還有一首歌是《補習班的門口高掛我的黑白照片》,很多同學會寫這個。那我覺得這跟我的學生們的組成有關係,因為他們多半都是很會考試的孩子。那種孩子會有一種壓抑,而他們的壓抑就具象化在那個畫面裡。我是可以理解的。
然後你像蔡依林的《玫瑰少年》啊,經歷過同婚公投的世代,對這個都會很有感。還有就是陳珊妮跟呂士軒的《成為一個厲害的普通人》。珊妮會寫這首歌,就是在同婚公投之後。然後她說一句話,我到現在記得。她說:「我從來不會為多數人的決定感到沮喪。」我覺得這很鼓舞人喔!那反過來說,就是假如你發現你的認同跟信仰跟多數人是不一樣的,那你在接受現實的重拳毆打之後,你還願不願意投入你的時間跟生命,去說服那些多數人?你的這個信念是值得參考,而且有可能是對的。你願不願意去嘗試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從這個歌單,也可以感覺到他們的生命經驗裡面,一首歌是可以幫他們講出一些他們可能講不太清楚的東西。流行歌是什麼?流行歌其實是讓聽眾在歌裡看到自我的投射嘛。我們從歌裡看到了我們想像的自己是什麼樣。那從那樣的歌單,我會看到這個東西。
劉文:我一直很好奇,所以就像,因為你是樂評人嘛,所以你要聽的歌,其實會非常跨越不同世代,而且持續地在更新這些歌單。那因為像我不是一個專業的樂評人,所以我們很常會被鎖定在單一的世代。就像我喜歡的歌,可能就停在 2000 年初啊那樣。所以,但我覺得因為現在在做倡議,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要做比如說跨圈或是跨世代的溝通。有沒有什麼作為這種樂評人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去想像,比如說去理解另外一個世代的心聲?
馬世芳:我覺得永遠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啦,你只能盡量地同理跟共感。我做這麼多年的主持工作,我學到的一件可能最重要的體會,就是溝通這件事情,聆聽永遠比訴說更重要。一個好的訪問者,一定是善於聆聽的。然後他不需要說太多話,他自然會讓另外一個受訪者願意掏心掏肺地講,因為他知道你在乎他。我在乎的事情,是你現在也很在乎的。這個事情就比較能夠促成更多的互相理解。
我不敢說我多瞭解我的學生,但是我蠻好奇他們在想什麼。就是二十啷噹的這個世代,他們到底是什麼狀態?未來當我們已經老到一個程度的時候,這個社會是他們在運作的嘛。我還是覺得蠻需要在乎一下他們的想法。
上課教流行音樂文化史,事實上是讓我有機會可以想辦法多瞭解一下他們在想什麼。我當然有我的輸出,對他們來說,他們覺得受用,那也很好。但是我也要有輸入嘛。所以我從他們的報告上得到很多我覺得蠻珍貴的東西,包括他們的惶恐、他們的茫然、他們對於這個社會的感知。像是時間的尺度,我們的理解就很不一樣。對我來說,我腦子裡面有一個我自己的二十世紀文化發展史的圖譜。但是對於二十一世紀出生的年輕人來說,時間超過一定的範圍的時候……
劉文:2000 年就是 Dark Age。
馬世芳:是的,或者說像臺灣的政治史,對他們來說,美麗島事件跟二二八可能是同一坨,因為都離現在有夠久遠。
劉文:對,太模糊了嘛。
馬世芳:就是搞不清楚嘛。法國大革命跟美國獨立戰爭什麼的,對我們來說都是很遙遠的事情。並不是說學校會考,就表示你會知道。他們就知道填什麼答案,但那個是沒有身體感的,沒有共感,沒有身體感。那你對歷史發生的事情沒有身體感、沒有共感,沒有人跟你講這裡面人的狀態跟人的故事的時候,然後我們也沒有太多非常生動、精彩的大眾領域的娛樂文化作品,可以讓你產生這樣的共感的時候,那個東西就難以建立。那我們一直到最近這些年,才有比較多這樣的作品。所以流行樂也是一樣。
所以我對我的學生說,我在我的課上會放很多非常老的東西,會放一大堆幾十年前,他們阿祖、阿公、阿嬤那個時代的歌。我把這些東西的故事想辦法講清楚。所有你沒聽過的歌,對你來說都是新歌啊!你就把它當成新歌聽嘛。他們也會聽得眼睛發亮,蠻有意思的。但是你需要把故事帶出來。那你故事有了,你就會有共感,然後就會有身體感。音樂本來就是一個訴諸很直覺的、身體也會有反應的東西。
劉文:那我覺得可以從音樂提出一些當時的脈絡,然後重新有一些體感,才能真的比較去瞭解歷史吧。
馬世芳:一定是這樣。因為流行音樂是一個非常在乎當下的東西。然後一首歌三、五分鐘而已,你只有三、五分鐘的機會。你要把所有的愛恨情仇、起承轉合,三、五分鐘要解決喔!不像拍個電影或者寫個小說,幾乎都只有一次機會。你在收音機聽到這個歌,你不要轉台;或者你在電視上看到這個,要把它看完。你只有這一次機會,你轉台了就沒有了。那你要很厲害才做得到這件事情。然後聽完了、看完了,哇,這個厲害!我還拿出我的真金白銀去買一個什麼回來,我再繼續放。這個是不簡單的。
而且這個東西在文化商品的上架保鮮期是很短的。一首歌能夠流行多久?通常也就是一個月,大概就是一個月。三個月算不錯,能夠到一年後還有人記得你,你真的就算是很可以了。那我相信在做這一行的人,誰都想寫出一首三十年後還能傳唱的歌。但是你能夠通過三個月的考驗,就已經很厲害了,因為絕大部分的歌通不過一個月。你看現在的網路上,海量的歌出來,就是朝生暮死,沒有人記得啊。
所以反而我們再回頭去聽以前的歌曲的時候,你會很快地 get 到,原來那個時候的人,他們聽到這樣的東西,他們是有共感的。然後那個美學、那個邏輯、那背後的價值觀,可能跟現在的我們相當不一樣,但它是在那個時候會產生共感的。所以在不一樣裡面,有什麼是一樣的?
所以我跟同學們說,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等價的。就是你聽這些歌,我們看以前嘛,1970 年代崔苔菁的樣子,就哇靠,怎麼會是這樣?但是這就是那個時候大家很喜歡的模樣嘛。你看歐陽菲菲那個時候唱《熱情的沙漠》,那就是那個時候的青春嘛(劉:大家就為之而瘋狂。)一首歌就是一個時空膠囊嘛,把那個存在裡面。
然後你在聽這些歌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原來你的爸爸媽媽年輕的時候在聽這個喔,他被這件事情給感動。原來你的阿公阿嬤、你的阿祖,那個時候原來在聽這個喔。你的阿嬤以前也曾經是當過小姐的,你的阿公也曾經是一個可能搞不太清楚自己要幹嘛的年輕人。你的阿公可能也曾經荒唐過,他不知道自己會變成阿公啊!爸媽也不是生來就要當你的爸媽來管你的喔!那透過這樣的東西,你會更有那樣的理解能力。
所以我覺得我的課有一個蠻好的附加發生的事情,就是很多同學因為上這個課,回家跟他的家長有話聊。「欸,媽媽,你喜歡過這首歌?」、「對,那天老師,馬老師上到這個,這不是你們那個時候的歌嗎?」他們就會打開話匣子。我覺得蠻好的,促進親子交流。
劉文:很好的招式。那我覺得最後也想問,那馬世芳在這個月的心情跟被感動的歌會是什麼?
馬世芳:我最近聽好多遍的一張專輯,是日本的一個前輩搖滾歌手,叫吉田拓郎。他在 1973 年的時候的一張專輯,天啊,這張也太好聽了吧!這是我最近在聽的東西。
最近我喜歡溫室雜草的新專輯。他們這張有點回歸到有點老靈魂的吉他搖滾,那個是我的菜。我覺得那個執行得很到位。我根本還沒有搞清楚他們歌詞在唱什麼的時候,聽到那個音樂,我覺得這可以。然後我看了歌詞,我蠻喜歡的。因為溫室雜草之前有一首歌在講他們這個世代的迷茫。然後他們有一種追求復古的風尚,穿老爹鞋啊,抽涼菸啊,然後說戰爭都跟我們無關啊,「戰爭與逃難都與我無關」。那戰爭與逃難真的與我們無關嗎?我相信黑熊學院的人都不覺得是這樣。但是那個是一種,你知道,那是一種反諷的狀態。我相信他們寫這個歌詞的時候,就是因為有這個威脅,所以因為有這樣的感覺,才把這個句子唱出來。
這就會讓我想到更早的時候,你知道林強有一段時間,他很……他是很 dark 的。他做實驗電影,然後寫一些非常 dark 的歌。其中有一首歌叫《自我毀滅》,他歌詞就寫到說:「祖國賞我兩顆飛彈吧。」那他不可能真的相信是這樣,但是那就是一種無力跟絕望跟虛無,對不對?我覺得我大概可以 relate 那樣的感覺。
那溫室雜草用他們的方式講的。但這張專輯,他們有自己跟自己那首歌對話,然後態度是翻轉過來的。那我覺得不錯耶,我覺得不錯耶,小子們長大了。
劉文:所以如果大家意猶未盡的話,可以聽這幾首歌跟專輯。
馬世芳:我覺得不錯,溫室雜草這張專輯我蠻喜歡的。
劉文:謝謝,謝謝馬世芳老師。
馬世芳:哪裡,謝謝。
劉文: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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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後羅大佑炎上,馬世芳也遭受流彈波及。節錄幾則我特別有印象的觀點,原始連結順便附上。
補充閱讀 1:
(轉自 林韋地)
看到羅大佑變成一個內心充滿仇恨的人覺得很悲哀,心中有個僵化的中國的人,好像都難免進入某個奇怪的平行時空裡,與現實完全脫節。
無論之前學過什麼,或有什麼成就,好像都得為這個心中的僵化的中國服務,幻化成某種情緒,仇視,和好像永遠無法被滿足的暴力意識。
不確定這種自我毀滅的傾向,是不是和某種遺民意識有關,一個人將自己的精神世界寄託在某個想像中的中國,最後反而被這個想像吞噬。當無法接受歷史已經改變,就會不斷要求現實替自己修復那個永遠無法彌補的失落。
當台灣社會逐漸形成不同於傳統中國民族敘事的主體意識,對某些人而言,這不只是政治上的失敗,而是整個精神世界的崩塌。只能一直懷念過去那個以中國為中心,由自己所屬文化群體掌握詮釋權的世界。於是,原本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反而可能成為最無法容忍歷史變遷的人。
其實完全不需要這個樣子,但也不知道要如何幫這些人走出來,只能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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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潔平的留言,回應林韋地,轉引如下,在原始文章下方)
我覺得他們不是活在心中僵化的中國,與現實脫節,那只是一個藉口。他們恰恰是在現實中一點一點背棄了想像。living in reality, not in truth。
現實是,無需進步也可以不斷下沉和懷舊的市場;現實是,潛移默化在每一天看不見的宣傳演算法;現實是,日常人情冷暖所遮蔽的精密的權力結構。
先不論更多更有可能的不堪。這樣的現實寬容了思考的憊懶,撫慰了害怕被邊緣化的恐懼,接住了捨不得放棄特權的心情,遮蔽了令人尷尬的惡,製造了持續的良好自我感覺。那是一種corruption。
補充閱讀 2:
(節錄自 禹宣直播閒聊,2026-11-11,評論羅大佑與他的隊友)
國民黨支持者都像羅大佑這種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特色,就是過去他們可能很輝煌,但是那個輝煌是建立在特權以及黨國結構,還有族群對立之上。也就是因為不公平而產生的特權。他享有特別的資源、環境跟人脈,所以那個圈子基本上非常封閉、非常排他,他們在那裡面過得很滋潤。
可是等到時代變化,跟民主進步的發展之後,台灣的社會慢慢講究的是公平、正義跟平權。那這些過去享有特權的人,感覺到相對剝奪,就是「我原本是既得利益者,但我現在沒有利益了」。
所以他們內心對民進黨是永遠原諒不了,都會產生憤憤不平。那這些憤憤不平,就會轉化成非常激烈的言語跟激烈的批評。
這個是根深蒂固的。他們對民進黨的恨,其實是來自於時代的進步,你沒有辦法改變他。所以你從他嘴巴裡面聽到,他會一直跟你講說,以前多好、以前多棒,現在爛都是因為民進黨,現在都毀了。
其實他講的根本不是以前跟現在,他講的就是:「為什麼我混不下去了?為什麼你讓我混不下去了?」然後呢,其實他們的腦子裡根深蒂固地覺得自己很優越。可是那個優越,是建立在很腐敗的思想跟意識形態裡面。比如說反同性戀啊,比如說他認為同性戀啊、沒生小孩的啊、單身的啊,都是垃圾、廢物啊。
就是這種非常反骨、守舊的思想,但他認為那就是他的優越感。他們是審美觀有錯誤判斷的人。
就像你看王偉忠講說:「我就是直男,我就是直男。」可是其實王偉忠對於這個身分是很驕傲的,他不認為這有什麼問題。
那再來呢,為什麼我講他們喜歡罵你什麼狗啊、傻鳥啊、白痴啊、蟾蜍啊、下賤啊、低能啊?為什麼他們喜歡講這種難聽的話?
你看羅大佑,你就看懂了。
羅大佑的想法裡面,很可能都是狗,但他自己其實是客家人、閩南人,沒有狗啊。
你看他昨天罵得如此憤慨,那個其實就是藍軍選民的日常。他們都會自詡自己很優越,但說出來的話其實粗鄙不堪。因為他們的優越,並不是建立在本質學能的提升上,而是在當時的時代環境與脈絡之下,所擁有的資源與特權。
所以有興趣的自己去看,我只覺得很可憐啊。
但是啊,像國民黨每次罵人,都有一個關鍵。比如說他們會說:「禹宣,你去應徵工作,錄取到了嗎?拿了民進黨多少錢啊?得了多少標案啊?為了賺通告費,可恥啊!」
其實講這句話的時候,我特別有感觸,你知道嗎?因為過去這些人都是我的觀眾,而且他們是最捧場的。那到底變的是人,還是我的論述?還是我的能力?還是他們沒有辦法接受什麼叫做是非對錯?
他們喜歡的到底是國民黨本身,還是喜歡這個人?這很有意思。
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甚至有點埋怨的一件事。
就是我一直在做沒錢賺的事情,然後也不怎麼好賺,又浪費我的時間,我又累,然後還要被人家整天罵說是為了錢。但是我後來念頭一轉,你知道是什麼嗎?因為國民黨確實是一個物質史觀的政黨。
你看喔,這次統計出來,什麼國民黨議長九十億啊、五十億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理解這個認知。你像民進黨有些瘋子啊,有些人就想要搞台獨,有些人想要同性平權,有些人想要廢死,有些人想要進步價值。就是各式各樣的主張團體嘛,不管是中性的聲音、極端的聲音都有。但是他們對於政治的想像,是因為有理念的。
可是國民黨一直在自述、自我解析一件事情,就是:「沒有人是為了理念啦,大家都是為了利益、好處啦!」那國民黨的文化是不是這樣?
是。
所有在國民黨裡面選舉的人,要嘛是為了賺錢,要嘛是為了鞏固家族利益,要嘛是地方派系,要嘛就是權貴之後,要嘛就是二代。所以你去調嘛,像我們這個區域,隨便一大堆議員,莫名其妙都家財萬貫啊,都是一代一代傳下去的啊。
對他們來講,做政治就是一門賺錢的生意。所以他們對於政治的思考只有錢、錢、錢,就是「你就是為了錢」。
就像他們會把帽子扣上,說你是綠暐瀚,你綠禹宣。那我問各位,你們沒有反思這個問題嗎?那為什麼都沒有藍什麼、藍什麼?對不對?為什麼都沒有這種扣法?
……(中略)那照這個講法、這個說法,我兩邊都待過,而且都是流量頂峰啊。難道我過去也是為了錢嗎?難道國民黨比較窮嗎?
各位,老實說,國民黨支持者都比較有錢喔,斗內比較多,這是事實喔。
國民黨一堆有錢的支持者喔,既得利益者一大堆喔,只多不少喔,對不對?
所以這是因為建立在他們政黨跟支持者的史觀上,認為所有人都只是為了錢。沒有所謂的理念,沒有所謂的價值,也沒有所謂的個人追求,也沒有所謂的社會影響,都沒有。他們的內心裡面,所有從政的政治人物,百分之九十都是為了賺錢;百分之九十的媒體跟他們合作,都是為了賺錢;百分之九十的幕僚,都是為了賺錢。
對他們來說,做政治這件事就是要賺錢。所以他們看到別人,只要發現任何一個人的行動法則違背自己的想像,就會說:「那他肯定是為了錢。」
這最簡單的一個道理,好不好?
補充閱讀 3:
(轉自 蔡宜文)
其實某種程度上,羅大佑並沒有說錯。
他算是以一個前輩的身分,證實了我個人一直以來的一個小疑問,哪就是,國民黨的文化菁英去哪裡了?
作為一個百年政黨而且一點都不迴避政治世家,持續維持恩庇侍從體制,國民黨的政治世家,無論在政治立場上跟我有多對立,我一直以為照階級社會學的想像,對於第二代第三代,會朝向一種政治精英的培養方式,養出屬於他們階層的階級習癖,而這個習癖會擁有強大的區判能力,持續穩固他們在文化上的宰制地位,同時也能夠與台灣意識形態的文化進行抗衡。
但,這幾年我們看國民黨的政治人物,我們是看不到文化精英。是,他們或許有留學國外回來,或是有不錯的學歷,但是在階級上你看不出來這群人有任何得以區判,或是展現出他們來自「世家」的文化底蘊,很好的範例就是馬英九,雖然我這輩的人對馬英九有諸多批評,我也真心覺得馬英九不是很適任的政治人物,但他的言行舉止跟嗜好(像是書法等)確實展現出來一種中國意識形態的文化菁英會有的樣子,那就是一個明確的區隔。
回過頭來去看美國的布希家族或甘迺迪家族等,這些政治世家,無論在政治立場上我們是否一致,是被認為是保守派或進步派,他們展現出來的氣質、儀態、品味,都可以讓你迅速區隔出文化上的階層──先說作為一個社會學研究者,我當然沒有贊成這種既得利益者的文化就是比較好的想像,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文化上,這些文化就是會被認為是比較高雅、比較好的、比較精英的那一塊,那當然就像前面說的,文化彼此之間存在者區隔與差異,在美國可能就是所謂的老錢與新富階層,在台灣可能就是台灣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相互搶那一個「比較好」或「更有合法性(legitimacy)」的位置。
因此,我也並不覺得就要直接把中國文化等於不好或是比較差,而是他們應該有自己在他們圈內的衡量系統,只是我們並不在意或不會使用那套系統來評價自己。
我能理解從羅大佑的角度來看,他才不在意什麼政治正確、性別平等,因為他本來就不在我們這一個文化的圈層與評價體系,他不會在意楊双子得到美國國家圖書獎、國際布克獎有什麼文化上的意義──因為我們不在同一個文化的評價體系當中,我相信在他的價值體系當中,同婚或是多元性別價值該也擁有任何「優勢」或「更好」的想像。
但是回到他的文化呢?那個應該要與台灣意識形態一爭的「文化中國」呢?
他能看到的只有嘲笑禮運大同篇的葉元之、亟欲展示自己不是文化殺手但只能說出唐詩三百首跟古文觀止的陳玉珍,更不要講總是「文質彬彬」,卻毫無內涵的蔣萬安。
是的,蔣萬安是勾起我這個好奇最主要的原因,如果真的如他所說他的祖父是蔣經國好了,世家三代的公子,不應該是集精英教育的薈萃嗎?──我再次強調我沒有讚揚或熱愛這種階級文化上的區隔,但品味本身就是一種在階級上的劃分你我,你卻在蔣萬安身上找不到能夠劃分出這個人真的「文質彬彬」的細節。
馬世芳面對羅大佑的攻擊,可以馬上貼出相應的歌詞回覆,蔣萬安只能說出「羅大佑老師是華語樂壇上地位很高的音樂人」「振聾發聵」,就如同蔣萬安的其他人設一樣,沒有細節,而細節是品味的來源,怎麼說呢?打個比方說,蔣萬安很愛說自己是老龍迷,但實際上你從蔣萬安的任何內容,都感覺不出來這個人真的有在看棒球,他講不出細節,什麼是細節,例如賴清德在總統府見樂天時,請林智平站起來──這個就是細節,你那天有看球賽的人馬上就會理解這個細節,而當下就可以做出判斷,對這個人在這件事情上,跟我是同一圈的。
文化上的階級區分是一件殘酷但有趣的事情,他揭示了你的階級位置回過頭來也展現了你的認同──同時也顯示出你所處的那個文化圈層在整體社會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這個文化是否還有宰制力或至少處於流行、活躍的狀態。
所以羅大佑的委屈或許也沒錯,因為他心心念念的那個文化啊,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有想過如果我是一個熱愛中國文化、儒家文化的人,我現在看到藍營的政治人物,我可能也會產生一種「天哪禮樂崩壞」的感覺,畢竟你會看到一個過往標榜是學者立委的人要靠言語性騷擾等級的「摸摸我的大鼻子」來選舉,看到基隆的政二代在辯論上最怕空氣突然安靜。
他大概也在崩潰這些人是怎麼了,怎麼這樣養尊處優、金尊玉貴地養著,還可以搞到整個階層的文化菁英全部都不見(──或是看不下去)。
對此我也只能說,我同理但不同情。
認真想想,可能是,我們台灣意識形態的藝文前輩比較有韌性,也可能是跟我同輩的文化菁英(雖然他們應該會否認這個詞但我研究者有詮釋的特權)比較爭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