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漏
那是一台農用單運車，引擎啟動的時候會「蹦蹦蹦」響個不停，村裡的人聽到這種聲音都會把頭轉過來。她跟劇團的同事把它漆成紅色，從南庄開出去，找廟口、學校操場，偶爾也找村子裡的空地。
第一年，跟導演挑的主題是希臘神話《奧菲斯與尤莉迪絲》的其中一段。整齣戲十二分鐘，故事是奧菲斯到冥府接回剛死的妻子。冥王給他一個條件，回到地面之前不准回頭，一回頭妻子就會被收回去。神話原本給他三次機會，三次他都失敗。她跟導演找到莫札特一首奇想曲，裡頭剛好有一段主題重複三次，疊合三次回頭的瞬間。
紅毯從蹦蹦車的車尾拉出去，延伸到馬路上。蹦蹦車的高度比廟口的水泥地高出來的那幾個階梯，那就是冥府跟人間的落差。演員一次又一次走在紅毯上面，每走到階梯快要回頭的瞬間，奇想曲的主題剛好落下。她躲在側邊看。第二次回頭的瞬間，演員的眼睛剛被遮住，後面本來乾淨的車道背景忽然出現一台不知情的車輛。村長趕忙請廟口秘書去處理。演出結束，秘書說其實剛剛被叫去時，她看著劇情，就已經準備要哭出來了。
十二分鐘走完，廟口的人安靜下來。有運動會剛結束的國中生、村裡的老阿嬤、騎腳踏車路過剛好停下來的人。幾天後那一場巡演到附近一間國中，學校老師後來打電話給她，詢問接下來的校園工作坊，但有件事一定忍不住要先講：他們學校的學生從來沒有那麼專注地看過一場表演。
說這話的人叫楊之儀，瑤場共創劇團團長，紅色蹦蹦車野台藝術行動發起人，定居在苗栗南庄。七年前她跟先生帶著快要一歲的孩子搬進那座山。她從臺北來，也從巴黎來。她小時候是那種樣樣都做得有模有樣的孩子：學鋼琴、學畫畫、會跳舞，每一樣都能很快上手。她的媽媽是臺南人，會計師，對她管教很鬆，希望她自由發展。只是好勝的是之儀自己。
國小有一次月考她從第一名掉到第三名。上台領獎狀的那一刻，她卻覺得像懲罰。後來她常回想那一幕，全班的眼神取笑著她從第一名的位置掉下來。或許那些人根本沒有那個意思，但她用這樣的方式記憶，懲罰了自己好多年。看似維持第一名是理所當然的事，其實很辛苦，而且不快樂。終於，她考進北一女。「太棒了！這裡的人都是各地的第一名，我終於不用再逞強了。」這是她入學的心情，可能跟其他菁英完全不同。高中三年她幾乎沒在念書，所有時間都留給跳舞。北一女舞蹈社那時候請了一個外聘老師賀連華，教的是流行舞蹈跟爵士舞，私底下是臺灣少數能跳出佛朗明哥神韻的人。
那個年代，全臺北各個舞團的流行舞蹈練習場都集中在中正紀念堂入口階梯上面的那一片開放空間。一整面玻璃當鏡子用，從職業舞團到她們這群高中生擠在一起。張惠妹的舞者也在那邊練，那時候全部人都互相認識。之儀沈迷於跳舞，跳到她國文考四十幾分。聯考前半年又在辦舞展，沒時間念書。高中生涯最後幾個月，她瘋狂衝刺把成績拉起來，上了臺大財經系。進臺大之後她想，人家不是說所謂大學就是「由你玩四年」嗎？於是她繼續跳舞、繼續畫畫，比起高中活得更「變本加厲」。大學期間她在彭康隆的畫室畫水墨，當時老師還沒成名，畫室裡的學生後來各自走進建築、精工、設計，還成為彼此最好的人生夥伴。她大一甚至差點被二一。
大學最後一年，賀連華要成立一個新的舞團。賀老師看過太多科班出身的舞者，在這群業餘的北一女學生身上，反而重新看見對舞蹈的熱愛。在耕莘藝術季，之儀第一次站上專業舞台，第一次走進實驗劇場站在中央，感受黑盒子中的那種無限可能。她隱隱有了一股衝動：她想做幕後的劇場設計。
之儀畢業了。臺大財經系畢業按劇本就該馬上找工作，於是她進了一家外資投顧公司，專門出投資報告。她做了三個月，小時候的粗心，現在變成會把小數點不小心刪掉，數字多一個零少一個零。同事覺得她聰明，老闆對她卻非常嚴格。最後幾個禮拜，她有一次留下來改報告改到半夜兩點，整棟樓只剩她一個人。那天下班她去夜市，因為眼睛盯電腦盯太久，整片視線都糊掉了。攤位的霓虹燈、油鍋的火、人臉，她全部看不清楚。偏偏在這片模糊裡，她腦袋裡浮現的書房那個沙漏無比清晰。那是她很早以前就擺在桌上的東西，平常用來計時，三十分鐘剛剛好。但那一晚，她看見的不是計時器，是自己的人生——沙一點一點漏下去，在這些為了柴米油鹽、視線越來越模糊的日子裡，滴滴答答地流逝。
那個沙漏像是在那一刻跟她說話，告訴她該退出了。
她那一刻非常清楚，這樣的人生她不要。她隔天遞了辭呈，決定去法國學藝術。那個沙漏她到現在都留著。
巴黎
法國比她想的還難。她在臺灣學過一點法文，但到了現場卻一句都說不出口。隔壁西班牙來的同學進去一個月已經朗朗上口，她拿那個對比自己，發現自己虛弱到不行，她在這個國度根本不敢開口。沒有能力發出聲音，就幾乎等於你在這個國度裡也是隱形的。
她得從大學一年級重新念起。法文還沒熟練，設計課程就已經開始推著她走。那段時間她整個人的狀態降了一個檔次。從小羨慕她才華的人不少，但此刻她在課堂上聽不太懂同學在說什麼。設計專案課裡，每個人本來要做出不一樣的設計，她弄不清楚老師要大家做什麼，只好做跟同學類似的東西。設計的邏輯跟這樣的方法正好相反，她發現自己受限於語言，沒辦法獨創，就不用去談什麼精彩不精彩了。
那段時間之儀發展出另一種自己的人格。她在空中看著自己，看著自己因為語言帶來社交生活的困難。她開始寫日記，像是自己和自己對話，從很遠的地方看一切無奈持續發生。白天在學校，晚上是另一個世界。
巴黎每天晚上都有好幾個阿根廷探戈舞會可以選，十點開始，凌晨兩點結束。去的人不是觀光客，是巴黎這座城市裡的歌劇歌手、演員、自由工作者、美術學校的老師、各國的舞者。她離開臺灣前開始學習探戈，到巴黎之後，探戈這件事忽然變得很重要。阿根廷探戈不需要語言，舞蹈本身就是語言。至少，這一項語言她很擅長。
一個禮拜裡，有三四個晚上之儀都在探戈舞會度過，有時候已經累到在地鐵上快要睡著，她還是堅持去舞會報到。跟人接觸，這件事讓她覺得自己還跟世界有點關係。她幾乎是依賴探戈這件事情，來維持她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事實。
她那時候住的地方，二樓的窗戶打開是整排玻璃，經常可以看到樓下院子裡睡了一位遊民。他每天翻牆進來，睡在院子的角落。她在二樓看著他，他也在院子看著她。她對著窗戶過日常生活，他也每天看著她。有一晚有人走上二樓，大聲敲她的大房門想闖進去。她隔著房門大喊要他馬上離開，否則立刻叫警察。她猜想此刻就是樓下的那位男人，所幸他離開了，但還是留下抹不掉的恐懼，那是她在巴黎的日常。巴黎的門上有七道鎖，但安全跟危險之間就只是這片門的厚度。巴黎人的內心也是這樣。
學校漸漸上了軌道，畢業那年她是雙主修，以最高成績畢業。那位第一名的楊之儀又回來了，但充滿了困惑。她謹記法國學校的老師的提醒，設計這領域沒有第一名這件事，因為設計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畢業時是工作找她，後來變成她找工作，整個歐洲幾乎停擺。她見了好多人，大家願意拿名字幫她介紹、開放工會的人脈讓她打電話，但所有人都對她講同一句話：「你很優秀，但現在大家都沒有案子。」
藝術家簽證是申請到了，但後來連拿都沒去拿，她決定回臺灣。回臺灣對她那個世代的人來說：「留下來是成功，回家是失敗。」那是她人生很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她開始願意承認一件事：我會失敗。承認的那一刻她竟然發現自己有點解脫。工作上有很多條件，能力最好的人不一定是最出色的那個。人本身的適應力、性格的彈性、社會化的能力，這一整套東西都要算進去。從小一直考第一名考過來的孩子，最不會做的事，就是公開坦承自己有一塊不行。
回臺後她進過建築師事務所，做過頂級豪宅的室內設計。那個時候她有兩個平行的世界，一個每天睡前要關上的，一個等著被打開的。沒多久，賀連華老師再次出現在她的生命裡。
服裝
賀連華從 2009 年莫拉克八八風災開始，連續十幾年每年寒暑假帶舞團上山。地點是高雄桃源區的桃源國中，那是莫拉克的重災區之一。白天賀老師跟舞團的老師們幫部落的孩子上舞蹈課，晚上他們在附近的村落巡演。
賀老師那年找之儀去當偏鄉巡演舞台布置與孩子的美術老師。她去之前心裡其實沒抱什麼期望，從巴黎那種國際大都會回來，腦袋裡是純藝術，跟觀眾頗有距離的那套。從小在臺北長大，連臺北以外的縣市都很少接觸，所謂的偏鄉難以想像。
賀連華的舞團走的卻是另一條路。賀老師最厲害的一件事，是她編舞可上可下。可以編給職業舞者跳很難的，也可以編給高中生跳一兩個禮拜學得起來的。流行歌曲、原住民部落的孩子、北一女的孩子，她都能編出最適合她們的肢體動作。那一年的暑假她們帶著桃源國中的孩子，到屏東一個遺世獨立的部落演出。部落的人盛裝出席。山風吹過樹梢，孩子跳的是一首叫做〈小鬼湖〉的舞，講部落裡一個女孩被湖底的鬼魂帶走的愛情故事。
之儀那年做的舞台設計是她一向喜愛的形式：利用風、火、水那些很基本的元素。她在舞台背景吊掛物件捕捉風，舞蹈跳到一半，主題音樂落下，風一吹過，整個舞台像是在呼吸，幾乎感覺小鬼湖的魂魄回來了。雞皮疙瘩掉滿地。那晚的風吹進她的心底。而刻印進她的腦袋的，是另一場活動。那是另一場大型的巡演晚會。
偏鄉舞蹈巡演為了吸引觀眾，舞者們除了跳舞外，還會耍寶、要送禮物來拉近距離。主持人把麥克風遞到她面前，要她對大家說幾句話。她拿著麥克風，腦袋一片空白。下面坐著一群孩子，圓圓的、黑黑的眼睛專心地盯著她看。她平常那一套上台講法，藝術啊、感謝啊，突然什麼都講不出來，怎麼想氣氛都完全不對。她站在那裡很久，深呼吸。最後她說了一段自己沒想過的話。
「我很羨慕你們，你們還保有你們自己的服裝。」她對著那些孩子說，我們這群漢人已經沒有自己的服裝了。全世界都穿著一樣的，不管是哪個快時尚品牌，連背包客都背一樣的包，但是你們還有自己的服裝，這很珍貴。她講完，趕快害羞地退下來。那一次的偏鄉巡演，改變了她之後的世界觀。
那次巡演對她最大的衝擊，是她忽然看見異國風情其實就在臺灣。部落的人怎麼開玩笑，男女之間怎麼互相調侃，長輩盛裝代表什麼身分，對她而言都很好看。她以前在巴黎用同一種眼光看法國人，後來在墨西哥看人跟鬼魂同在的故事。同一種觀看的距離，也可以放回在臺灣的部落上。但她一邊也看見了當代生活如何剝奪了部落原本的生活方式，打獵、織布、跟山林共處的方式，在現在這套系統裡頭已無法生存。部落裡那些純真美麗的孩子長大後進到都會系統內，何去何從？這個問題，她問了很多年，也問著自己。
部落讓之儀想起西西里島。當時她在島上，一個尋常居民海灘上看見的烏托邦：沙灘上散落的人像是一個大家庭，每個人很自在關心並招呼著對方，沙灘上所有的孩子都自由亂跑，沒有危險。因為沙灘上的每個人都看照著身旁的人，自然到像是自己的孩子。在橡膠船上的嬉鬧聲與海浪拍打聲中，之儀坐在沙灘上看著這一幕，閉上眼睛，再張開，想確認這不是一場夢。她回想留戀不已的巴黎時期。巴黎這座城市非常適合創作，它的感受層次很細膩，可以撥開好多層。但在那裡只有笑著的人受歡迎，沒有人想看到你悲傷哭泣，因為巴黎人各自要處理的憂鬱已經太多了。
新天地
七年前她跟先生決定離開臺北，那塊地是自己跳到他們面前的。某天臉書自己跑出了一個資訊連結給他們，先生說你看南庄這塊地很便宜耶，當時他們在新北萬里找了好幾年都找不到合適的。她查了一下南庄，發現南庄是個申請國際慢城認證的村子。在臺灣這麼快的地方，居然有一個地方想申請慢城認證，這件事讓這對夫妻對這塊地有了特別的牽引。
他們去看那塊地。是一塊三面被山包住的山谷。地選好了，房子怎麼蓋？她到那塊地的時候問了自己這個問題。她決定蓋成一棟好像本來就在這裡很久了的房子。她的房子是深黑色的，低調嵌入山谷裡頭。人家會把舊穀倉拆掉重建，把碉堡用現代手法翻成新空間。這塊地什麼都沒有，她得從零開始長出一棟「看似一直在這裡」的房子。他們讓電線桿地下化，沒有走進院子，也沒有鋪水泥路。先生隨著時間，用人力跟著地形慢慢整出一條可以走的路。
她和先生搬進去之後沒多久，四月，發現整個山谷有滿坑滿谷的螢火蟲。她希望這些美好永遠都在。後來有朋友來看，把他們的房子跟另一棟一樣由建築師設計的漂亮房子放在一起比，問她，你覺得你們有什麼不同。朋友自己想了一下，告訴她：「看看那邊的環境，他們是其中的主角，而你們是其中的一員。」那一刻她聽了很滿意。
之儀的先生是另一段故事。他是馬術教練、騎馬選手出身，長期跟動物一起工作，非常喜歡植物，也養殖難以照料的本土野蜂。動物之間的距離怎麼處理、馬怎麼相處、蛇怎麼判斷有沒有毒，這些她過去從來不懂的事，她一點一滴從他身上學。她從小是都市小孩，連狗都養不太好。
先生告訴她一個最基本的概念：「你不是蛇的食物。」動物之間其實避之唯恐不及，各有各的領地。所以她只要讓蛇知道她的存在，蛇會自己讓路。這個觀念她後來用到所有跟自然打交道的場合。萬物與我齊平：野豬、蜜蜂、馬，所有動物本來應該共同分享著這個世界，最危險的反而是人類，可是人類都說「別人很危險」。
認識先生前，她已經騎了幾年的馬。在繁忙的馬場中，人馬關係就是上馬持韁，下馬摸頭。先生說，來，拿一張椅子進馬廄，坐在馬的家裡，坐三十分鐘，什麼都不要特別做。她聽了乖乖照做，拿了一把椅子坐在馬廄，馬從她後面走過來。那一瞬間她以為馬要咬她，結果馬從後面摩摩她的頭髮，咬咬她的丸子頭。原來馬會不會咬人、踢人，是一種氣氛。馬就是很平靜地看著她，很自在陪她待在同一個空間。人類越精進語言，便越難讀懂那種氣氛。動跟不動之間，氣氛對了，大家都很放鬆。氣氛緊張，動物先感覺到，牠一覺得人要攻擊，就會率先發動攻擊。之儀的先生帶領她看到了另一個世界。
蓋房子是一回事，住進去是另一回事。住進去之後之儀發現，周圍的自然環境很純淨，村子裡的人也和善，一切都很美。但似乎少了什麼。之儀想要建構的一切，除了一棟能夠讓思想流動，能讀書、聽音樂、能彈鋼琴的住宅外，他們費盡心思耕耘的自然環境，山谷所保有的寧靜，想要跟更多創作人分享，也想把自己累積起來的文化藝術氛圍，分享給附近村子裡的人，劇團就是在這個前提下成立的。
一起在劇場工作多年的導演閒聊。兩人並肩坐著那座山谷。你看這裡晚上很神秘耶，適合演《仲夏夜之夢》！他們很興奮地開始規劃。規劃到一半，她說：「等一下！這種荒郊野外的場地，請問誰來看？」她先生聽到了，在旁邊插話。原來是他剛買了一臺農用單運車。那臺車發動起來引擎很吵，蹦蹦蹦響個不停，只要開出去人家就會回頭。他說，你們可以拿去宣傳。她笑了出來。她那一刻想到的事是，對！我們得先出去！紅色蹦蹦車從這裡開始。
紅色蹦蹦車
蹦蹦車推出去的第二年是〈卡門〉舞蹈短歌劇。每年的演出都是村落與校園巡演共六場。音響進來了，舞台分兩邊。每個場地都要重新調度，有的是全開放的廣場，有的是小小的禮堂，有的是廟前的戲台。裝台時間只有一小時。燈光音響是共事多年的老同事贊助，舞者與工作人員的車馬費是一整年的嘖嘖集資平台募來的成果。那一年香港的朋友參加了兩次。第一年大家還不敢相信有人會毫無目的自己出資巡演，充滿懷疑地接收這個藝術大禮。到了第二年地方認同開始了，鄉長親自打電話請表演者吃飯，村長自己跑來告訴他們地方上的補助可以怎麼運作、找誰幫忙。
那年他們也入選了苗栗文觀局的傑出藝文團隊。對方來找他們的時候，他們還在嘖嘖平台上集資。當時官方看到他們的經營方式跟一般地方團體不一樣，便想找他們去輔導群聚裡的其他團隊。之儀看了一下名單，發現前一場講者是雲門，下一場是他們這個成立才一年多的紅色蹦蹦車。她到現場很不好意思地分享，結果現場的人聽完，跟她說，他們做的事讓自己想起了一切的初心。
紅色蹦蹦車到現在還在開。每一年新的製作，在村裡幾個固定的點演。她其實覺得自己是在做家鄉巡演。她現在住南庄，南庄就是她的家鄉，就是她的村落。她一直在旁邊小心地觀察每一個人。跟他們合作的演員、唱歌的歌手、彈吉他的西班牙吉他手。她現在很清楚這件事的核心動機：為了自己。跟賀連華那句話相應。
很多年前賀老師跟她說過，每年上山，都要為了自己去。那句話讓她從一個地方走出來，那個從小到大習慣的地方。做一件事是為了得到掌聲，為了被看見，為了證明自己夠好。他們這樣子的小孩在這樣的應試體系裡成長，有一個問題：太依賴成績、結果跟掌聲來左右自己的一生。中間做這件事本身的樂趣，他們其實沒有享受過，甚至不懂怎麼享受。或許，八十分的過程就已經非常優異了。
之儀從小就是「容易被看見的人」。舉凡彈鋼琴、跳舞、畫畫，每一樣都很快上手，她幾乎不知道什麼叫做笨方法，因為她從來不需要用笨方法。她小時候依賴別人的掌聲來肯定自己。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這一切翻轉過來了。從台上的舞者到幕後的推手，坐在台下，看著所有演員、燈光、音樂、布景，舞者們閃閃發光，所有元素到位，將觀眾凝聚起來的那一刻，她知道她辦到了。甚至沒有人知道自己是誰也無所謂，這種快樂很真實。
鏡子
初稿完成之後，之儀錄了一段語音，傳過來。說這種體驗像照鏡子。她發現自己每一次出去採訪都要扮演一個新的角色，斟酌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她其實很害怕一個人對著錄音機說話，也因此她從來不敢用錄音跟別人往來。她傾向寫文字，保持誠懇樂觀，保持正面。她說，回頭重讀這篇文章的時候，她忽然意識到自己的家庭，自己柔軟的部分，在現在的生活裡頭好像缺席了。但其實一直都在，只是一不留神被自己越走越遠了。
剛搬來南庄那幾年他們住在塑膠棚裡，農業用的溫室，整面外牆是塑膠布。鎖門沒有意義，那些年他們完全不鎖門。當時他們甚至連戶籍地址都還沒有。校長親自帶著幼兒園主任來敲門，因為聽地方民意代表說，這裡有一戶人家好像住在棚子裡，所以過來拜訪。之儀和先生很驚訝，沒有門牌，沒有地址的塑膠棚竟然會有人敲門。她兒子後來進了那所學校。在這所學校長大的孩子，後來變成這個樣子──兒子三、四歲那年之儀帶他回臺北，第一次搭捷運。在車廂裡頭，他經過每一個人都會打招呼。每個人都沒反應。等到他打第二次、第三次的時候，對方才會忽然意識到「喔，原來這個小朋友在跟我打招呼啊」然後笑著回應。還有一次，兒子搖下車窗對著遠方的公車司機那邊揮手。司機一開始沒注意到。直到司機終於意識到是一個小朋友在揮手的時候，臉上立刻露出很燦爛的笑容。之儀說，在這裡長大的孩子，對人有一種很自然的信任。
衛生所辦了一場全民健康檢查。那場辦得像社區嘉年華，地點在市場二樓。鄉長看到她兒子就大聲喊他的名字。很多阿伯本來是來健檢，順便來找護士聊天。之儀那一天心裡其實正為一些事煩惱。所有人手上都提著一串又一串的衛生紙，看到衛生紙就知道對方剛做完健檢，一路上都是熟人，大家聊天、打招呼，又跑去附近店家串門子。她盯著店門口的風鈴，風一吹，風鈴響起來。店門口擺著幾張椅子，她坐了下來，盯著樹濤，似乎看見風的形狀，煩惱的事情似乎就在那一刻被拉開距離了。
這讓她想起媽媽。媽媽從來沒有要求她念書，把人生逼得這麼緊的是她自己。媽媽其實是很豁達的人，一直希望她「普通就好」。她後來才慢慢知道，媽媽一直都是最有智慧的那一個人。
去年卡門巡演結束之後她補發了一份問卷給觀眾。第一所小學的問卷回來，她一邊看一邊哭。孩子的觀察很精準，但真正讓她哭的是這幾句話：「希望明年還能看到你們。但如果真的太辛苦、太累，沒有來也沒有關係。」也有小朋友這樣寫：「你們看起來應該很累，可是來到我們面前的時候完全沒有表現出來。」
卡門巡演結束的那個週末，她去附近超市買菜。「你就是那天的主持人對嗎？」一個幼兒園的小朋友認出了她。走到下一條走道，這兩個小孩又出現了，妹妹一看到她開心得主動開始跳舞。她想起這一整年，就是為了這個時刻。對這個孩子來說，她就是那天的主持人。也很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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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來源：楊之儀、柯智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