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作者 Ruti Teitel，臺北講座速記。
為避免自己忘掉，先用最短時間內，生出一篇聽完講座的速記。
（註：以下是個人的學習筆記，所以只挑呼應到個人研究轉型正義這幾年走在這條道路上，今晚特別有感觸的幾個觀點。而非講座就只講了以下這些）
Ruti Teitel 現任紐約法律學院的教授，主攻比較法律。
她一開始談到，由於阿根廷裔的背景，梳理自己家鄉歷史的過程，讓她在美國的學術圈著手研究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邁向民主時代的法律典範轉移》這本書大約是在1999年出版，可能是英文世界裡，第一本討論「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這個詞彙的嚴肅著作。當時臺灣在紐約出版後一年內，立即完成中文翻譯，全面上架，應該也是本書在全世界的第一個外語翻譯版，但當時臺灣社會對於這個主題，依然是感到陌生，至少在民間的動能，遠遠不及2014年太陽花運動後的全面燎原。現在回顧，這本書距今已發表超過二十年，如今回頭研讀，依然對應著臺灣不同領域可以繼續思考的問題。
她在本書研究的案例，從南美、中歐到東歐國家，橫跨刑事正義、行政正義、補償正義、歷史正義、憲法正義，等多重面向，嘗試描繪出每個國家在步入民主化的陣痛期，各自如何處理有加害人與被害人的歷史真相。從抽象的轉型原則，到實質人民的生活——有了真相以後，該如何繼續走下去。
這是個艱難的綜合主題。
Ruti Teitel 也談到，她的下一本學術著作，將談到全球化下的轉型正義。聽完大綱，我覺得會是一本頗具批判力道的著作。
那本書將會討論到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轉型正義議題，也會涵蓋以巴衝突最終的結局走向，甚至會討論到南北韓如果走上轉型正義之路，需要面臨到的課題（雖然上述這些都還沒發生）。
其實我的印象中，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當中，不少國家發生了記憶政治全然分裂的問題。例如，同樣一個威權統治者，他在壓迫一個族群的同時，其實同時非常照顧另一個族群。今天，事過境遷，這些被好好照顧的後代，仍懷著感恩之情，甚至不只後代，有些當事人還在世。
當你現在要開始談轉型正義，既得利益者會認為，你一旦開啟這個話題，就是否定了他的過去，或是他的整個家族與人生。這是常見的現象，不是只有臺灣獨有。每一個要走過轉型正義的國家，多少都在面對與這股力量，嘗試建立溝通橋樑的過程。
因為揭露不同程度的真相，背後也表示每一個人要承擔不同的責任。如果故事究竟真相為何，從來沒有機會被述說，那可能會發生——真的該扛下更多責任的人，只背負著小小的壓力；不該扛罪的人，卻成為眾人的責怪對象。
就是如此殘酷的現實。
轉型正義未落實：仍舊隱藏的傷口
與談人黃長玲教授談到，回溯臺灣歷史，五零年代，殺人如麻的法官，其實集中在極少數的幾個名字。意即，並不是所有的法官都在幹這種事。
而如果，這個具體事實，民眾不知道，也沒有管道瞭解，那些五零年代擔任過法官的臺灣家族，連後代都終生背負著莫須有的「殺人魔」罪名。因為我們始終沒有明確指出，誰是當時的加害人，所以其他無辜的法官，也變成我們口中的殺人魔。對那些始終持守原則，秉公處理的法官，這個國家，對待他們的家族，他們的後代，真的公平嗎？
為何轉型正義艱難，同時又重要？因為它不是一時半刻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我們給歷史還原的時間，有時候太缺乏耐心。（這一段，Ruti Teitel 用「陳年好酒」來譬喻歷經完整沈澱後的歷史真相，其實具備更深遠的力量）
黃長玲教授也表示，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下談論轉型正義，之所以比其他的國家更複雜的原因，在於，我們不只面對記憶政治的分裂，還有國族認同的根本性問題。
比如，以西班牙為例子，轉型正義的過程中，他們確實在不同的族群之間，存在著記憶政治的分裂，但是他們普遍認為自己就是西班牙人，外面沒有另外一個強大勢力，不斷放送，告訴他們：「其實你們不是西班牙人，你們是我的人」。真要有類似狀況的，放眼世界，可能是幾個東歐國家。因為俄羅斯的存在，讓國家內部的認同出現角力與羈絆，但因為這個議題太大，在此文先不展開。
其實，講到臺灣內部的「記憶政治分裂」這個主題，跟我過去的研讀主題有對應，因此特別有感觸，所以筆記也特別多。
提問：全面拆除，還是建構詮釋？
講座最後一輪的QA時間，我詢問主講人 Ruti Teitel 關於威權象徵、符碼的處置問題。
因為這是我這些年下來，接觸到任何形式公民運動組織，很常面對攻防的一個主題。
我提問：
「關於威權象徵、銅像、紀念館、大廣場，這些符碼，一般我們面臨轉型正義，在臺灣最常出現的論述，我簡要歸納，有兩種方向。
第一種，是硬體上面的破壞。比如拆除，比如文化干擾，或是某種程度的去權威化，如噴漆，這類比較具破壞性的，我傾向把它歸類為一種。
第二種，是軟體、文化上面的再解釋。他們不主張拆除，而是順應舊有勢力。他們主張：既然你（或是你們的支持者）喜歡為你豎立雕像、銅像，那我就順藤摸瓜，你建立符號到哪裡，我就保留到哪裡。我真的徹底保留，甚至出動資源來保護它不受到傷害。只是每一個符碼的旁邊，我也插上一個牌子，重新講一次你做的事。
等於是我向歷史與未來爭取的，是今後文化論述上的詮釋權。同時，也將你建立的這些符碼，成為未來這片土地人權教育、歷史教育的一部分資源。
我想知道教授這麼多年研究世界各地轉型正義的案例，會怎麼看待這類符號進入民主化以後的處置方式。
這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問題，我只是想知道你在研究這些不同國家的歷史過程當中，有沒有什麼觀點，覺得特別值得分享給臺灣讀者？」
Ruti Teitel 的回答主要分為三個面向。簡單條列如下。
第一，比較是立即性的。理所當然，在人權、自由處理上失當的威權符碼，我們應該停止歌頌、美化他們的行為，因為這件事情是有影響力的。
第二，是將歷史的時空背景逐漸與現實環境扣連。比如現在你走在柏林的街道，可以找到一些指示牌，表示在歷史的哪個年代、日期，這裡處死了多少人，或是有多少人受到了傷害。因著什麼事件，還有後續發生了什麼影響，讓今天的世代，行走在這邊，就算沒有人解說，也能夠深刻體驗到這些地點、符碼，應該具有的歷史感。行走一次，提醒一次。（她的這段回答，我特別震撼，因為幾年前，我在柏林走過非常多類似的紀念牌，她的描述，完全讓我回想起來那時的衝擊與感受）
第三，是將原先的這些符碼、紀念館、廣場，加上另一個歷史的重要環節：那些對抗壓迫的人，是哪些人。許多的老百姓在關鍵的歷史時間點，勇敢挺身，對抗威權。他們叫什麼名字？他們有什麼故事？你可以在文化重新建構的過程，把它書寫進這個威權的象徵，讓這場教育，可以因著過去的傷痕，發揮它應有的價值，寫進你們這座島嶼的記憶。
我發現 Ruti Teitel 跟我一樣，不是「拆除派」，而是「文化詮釋派」。
這段回答，來自於一位終生研究轉型正義的學者。
對我而言，確實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