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親臨《轉型正義》作者 Ruti Teitel 的講座會場。為避免自己忘掉，先用最短時間內，生出一篇聽完講座的速記。
以下是個人的學習筆記，所以只挑呼應到個人研究轉型正義這幾年走在這條道路上，今晚特別有感觸的幾個觀點。而非講座就只講了以下這些。
Ruti Teitel 現為紐約法律學院教授，專攻比較法律。
她一開始談到，阿根廷裔的背景讓她回頭梳理家鄉歷史，從此走入轉型正義研究。
《轉型正義︰邁向民主時代的法律典範轉移》1999 年出版，是英文世界第一本嚴肅處理「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的著作。在紐約出版後一年內，中譯本就在臺灣上架，應該是本書在全世界第一個外語翻譯版本。但當時臺灣社會對於這個主題，依然是感到陌生。至少在民間的動能，遠遠不及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後，民間才開始普遍討論這個議題。現在回顧，這本書距今已發表超過二十年，如今回頭研讀，依然對應著臺灣不同領域可以繼續思考的問題。
她書中的案例從南美、中歐到東歐國家，分別涉及刑事、行政、補償、歷史、憲法等正義層面。嘗試描繪出每個國家在步入民主化的陣痛期，各自如何面對歷史中加害與被害的雙方。從抽象的轉型原則，到實質人民的生活：有了真相以後，該如何繼續走下去。這是個艱難的綜合主題。
Ruti Teitel 也談到她的下一本學術著作，將談到全球化下的轉型正義。光聽大綱，這本書批判性會很強。那本書將處理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轉型正義議題，也會涵蓋以巴衝突的最終走向。南北韓若走上轉型正義，會有哪些課題，書中也會討論（雖然這些都還沒發生）。
在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裡，不少都出現記憶政治分裂的情形。例如，同一個威權統治者，可以一邊壓迫某個族群，一邊善待另一個族群。時隔多年，這些被照顧過的後代至今仍感激他，有些當事人甚至還在世。當你要談轉型正義，既得利益者會認為，你一旦開啟這個話題，就是在否定他的過去、他整個家族與他的人生。這是常見的現象，不是臺灣獨有。這股力量在每個轉型中的社會都存在，要走完這條路，就得設法跟它對話。
真相揭露到什麼程度，每個人就承擔多少責任。如果真相從來沒被講出來，那可能會發生：真的該扛下更多責任的人，只背負著小小的壓力；不該扛罪的人，卻成為眾人的責怪對象。
轉型正義未落實：仍舊隱藏的傷口
與談人黃長玲教授談到，回溯臺灣歷史，五零年代，殺人如麻的法官其實就那幾個人。換句話說，並不是所有的法官都在幹這種事。
如果這個事實民眾不知道、也無從瞭解，那些五零年代曾任法官的臺灣家族，連後代都會終生背負莫須有的「殺人魔」罪名。因為我們始終沒有明確指出，誰是當時的加害人，所以其他無辜的法官，也變成我們口中的殺人魔。那些一輩子守住職業原則的法官，他們的家族、後代，這個國家對得起他們嗎？
轉型正義為什麼艱難，又為什麼重要？因為它不是一時半刻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我們常常等不及歷史自己還原。這一段，Ruti Teitel 用「陳年好酒」來譬喻歷經完整沈澱後的歷史真相。
黃長玲教授也表示，臺灣的轉型正義之所以比其他國家複雜，是因為我們除了記憶政治的分裂，還有國族認同的根本問題。比如，以西班牙為例子，轉型正義的過程中，他們確實在不同的族群之間，存在著記憶政治的分裂，但是他們普遍認為自己就是西班牙人，外面沒有另外一個強大勢力，不斷放送，告訴他們：「其實你們不是西班牙人，你們是我的人」。放眼世界，真正類似的狀況，可能只在幾個東歐國家。因為俄羅斯的存在，讓國家內部的認同出現角力與羈絆，但因為這個議題太大，在此文先不展開。
其實，講到臺灣內部的「記憶政治分裂」這個主題，跟我過去的研讀主題正好相通，所以感觸特別深，筆記也記得比較細。
提問：全面拆除，還是建構詮釋？
講座最後一輪的 QA 時間，我詢問主講人 Ruti Teitel 關於威權象徵、符碼的處置問題。因為這是我這些年下來，接觸各種公民運動組織時，最常見的攻防議題之一。
以下是我的提問：
關於威權象徵、銅像、紀念館、大廣場，這些符碼，在臺灣，我們處理轉型正義議題時，最常出現的論述，我簡要歸納有兩種方向。
第一種，是硬體上面的破壞。比如拆除，比如文化干擾，或是某種程度的去權威化，如噴漆，這些破壞性比較強的手段，算第一類。
第二種，是軟體、文化上面的再解釋。他們選擇保留，並在保留之上做文化的重新詮釋。他們主張：既然你（或是你們的支持者）喜歡為你豎立雕像、銅像，那我就一個都不拆，你建到哪裡，我就保留到哪裡。我徹底保留，甚至出動資源來保護它不受到傷害。只是每一個符碼的旁邊，我也插上一個牌子，重新講一次你做的事。我向歷史與未來爭取的，是文化論述的詮釋權。同時，把你建立的這些符碼，轉化為這片土地未來人權教育、歷史教育的一部分。
我想知道教授這麼多年研究世界各地轉型正義的案例，會怎麼看待這類符號進入民主化以後的處置方式。這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問題，我只是想知道，在你研究的這些國家裡，有沒有什麼觀察，是你覺得特別值得分享給臺灣讀者的？
Ruti Teitel 的回答主要分為三個面向。簡單條列如下。
第一，先講最直接的層次。在人權、自由處理上有問題的威權符碼，我們應該停止歌頌與美化，因為這些動作本身會持續發生作用。
第二，是將歷史的時空背景逐漸與現實環境扣連。比如現在你走在柏林的街道，可以找到一些指示牌，表示在歷史的哪個年代、日期，這裡處死了多少人，或是有多少人受到了傷害。因著什麼事件，還有後續發生了什麼影響，讓今天的世代，行走在這邊，就算沒有人解說，也能夠深刻體驗到這些地點、符碼，應該具有的歷史感。行走一次，提醒一次。她這段回答把我帶回幾年前我在柏林走過很多這樣的紀念牌，她描述的真的就是我當時的感覺。
第三，是將原先的這些符碼、紀念館、廣場，加上另一個歷史的重要環節：那些對抗壓迫的人，是哪些人。許多平凡人在那個年代站出來反抗。他們的名字、故事，可以寫進這些威權象徵旁邊。
我發現 Ruti Teitel 跟我一樣，是「文化詮釋派」。我們都不選擇拆除。
這段回答，來自於一位終生研究轉型正義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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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來源：柯智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