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第一次走進市民書店，參加了美國國會觀測站舉辦的讀書會，陳思賢教授親自分享了他所翻譯的書。
這本書早在幾年前就讀過，並且順手查閱了一些相關資料，從未想過能有機會遇見這位將它介紹給中文世界的譯者。
這次活動應該也是這本書出版以來，陳教授首次公開討論他對美國反智傳統的看法。與其說這是一本書的讀書會，對我來說，更像是一位知識份子，在即將從台大政治系退休前的最後一年，對自己整個學術生涯、正義觀念，以及公共利益進行的自我省思與扣問。
這篇深夜的日記，比較像是一場活動後的自我對話，保留當下的心得，而非純粹的讀書筆記。想看內容的，建議直接去找原書來看。這篇文章不會有太多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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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4年，重新審視這本上個世紀六零年代的美國著作，確實讓人感到有趣。我最初接觸這本書，是因為2016年川普打敗希拉蕊當選總統後，找來閱讀，想進一步瞭解美國社會的素材。八旗文化的富察，選書品味經常令我驚奇，那時候看到有幾位學者在不同場合反覆提及這本書，就決定真的買來讀。
陳教授表示，翻譯這類書籍是無法在學術上「增加點數」的，但教授並不在意，因為越來越感受到自己需要與一般讀者對話，認為這種「站出來」的急迫與必要性愈發明顯。其實，提筆回應主辦單位可心的邀請，願意實體參與這場講座，對教授而言就是一種行動的明證。
他提到，在現代美國的政治趨勢中，知識份子主要服膺資本與科技，成為所謂的「有機知識份子」（另一邊相對應的概念是「公共知識份子」）。然而，民眾長年處於沒有知識份子與他們站在同一邊的狀態。簡單來說，就是沒有智者能有效保護一般民眾，避免他們陷入現代發展的漩渦。時至今日，民眾依然看不清那些他們口口聲聲所支持的人，正是造成他們現狀的罪魁禍首。
陳教授多次引用薩伊德的話，叮嚀自己：「要時刻保持警覺，永遠不讓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約定俗成的觀念牽著鼻子走。」公共知識份子應該像外穿道服的神職人員，只不過他們內心的神祇是「公共利益」。
我在腦海中迅速回顧了曾經見過、崇敬過的那些人，想著他們如今身處何地，最近又在臉書上發表了什麼見解。
如果有一天，你成為了自己過去不留情面、強烈批判的那種人，是很值得警惕的事情。
反智傳統的質變
陳教授身為政治哲學專家，這個晚上他談的不僅是專業知識，更比較偏向是知識份子做事的動機與人格的深層問題。他不只是談智識，更強調一位讀書人的人格正直，這讓我深有感觸。
美國走到今天這一步，不僅是因為知識份子的缺位，更可能是他們早已錯過了逆轉權力三角形（資本、知識份子、民眾）的機會。知識份子走向服務資本和科技，這種被長期固化、綁定的詛咒，幾乎無法逃脫，連帶讓整個國家受害。對企業家而言，這短暫看是好消息，但長期說來，人文學科領域、知識份子獨立性的崩盤，對社會將是全面皆輸。
早期美國社會的反智，主要源於對知識份子的厭惡，這可以理解。因為無論是否為美國公民，身而為人，大多數人潛意識裡都反感被拘束。而美國社會後期的反智，更多是資本支配與鼓動的變相產物，因此開始出現越來越多反移民的論述。這不再關乎智識，而是你竟然已經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脈絡：整個社會怨恨的事情產生了質變。
1963年著作發表，直到現在2024年，反智的傳統依然悠長。甚至你要追本溯源，還可以追溯到那群「國父們」的決定。這場極度勇敢的大型社會實驗，沒人知道為何「國父們」決定就這樣放手讓一群小朋友來開一台設計精巧的大車。
身為讀書人，不論身處何方，最終都要面臨兩條道路的抉擇：要麼被資本收編，要麼在內心保持小革命，努力保持距離，讓自己成為公眾的知識份子，畢生關注社會的公益與進步。以人性來說，這確實是艱難的抉擇。
美國反智傳統的形成原因眾多，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實用主義。從亞洲的角度來看，這並不難理解。你甚至可以聯想到臺灣某位長期以來只看重理科的名人，時常嘲諷那些在學時期沒有選擇二三類組的學生。在這些「強調實用」的人眼中，社會科學領域似乎誰都能讀，且對社會的長期進步毫無貢獻。
比起台灣，美國有更為堅定的新教信仰貫穿在他們的日常生活。曾經我也身處其中，只是後來我察覺了某些事，選擇離場。
參與公民運動以來，見過許多學者。他們有些人至今仍在研究中國，二十年如一日，不難在許多守備範圍內會留意的研討會，看見他們發表最新的研究與見解。我也見過曾經玉樹臨風站在台上的倡議者，後來有幸走進體制，嘗試在政治工作上有所作為。深刻理解陳教授所說的「立德、立言、立功」是知識份子必須擔負的責任。
教授談到，最基本的立德，就是要讓自己保持超然，客觀檢視自己是否僅限於同溫層思考，而無法跨出去成為橋樑。進一步，他必須能夠立言，也就是幫助社會思考，成為一個行動者，參與社會對話、討論與審議。有時候，待在同溫層確實很舒服，但一個知識份子不能只滿足於此。教授心目中最高的層級是立功，換言之，參與公民運動，進行社會倡議，以實踐者的身分推動社會的必要變革。
我回顧生命中曾經出現過這樣的人，只是後來他們的故事，往往以失望作結。導致我這幾年不斷質疑自己，是否對這群讀書人抱有過多的救世主心態，導致我對一個平凡人類抱有過多的苛求。後來，我發現還是應該回歸內心，問自己：為什麼當初選擇人文社科這條路？
即使主修在大二那一年，已經轉向傳播理論，我仍然想保有對這方面的關懷。就算畢業後，看見老隊友上街頭，我還是下意識會想帶著鏡頭跟上去，看見他們轉發需要被幫高調的訊息，依然會仔細讀完，幫忙轉發。也許我從未如此誠實體察——因為心底裡還有一些信念，並沒有因為某些群體這些年的改弦易撤而有所撼動。
看遍幻術，聽過謊言，也見證了把自己原本大好前程，搞成一場又一場災難的人。
有些面孔，就這樣像沖走的土石流一般，只能永遠留在心裡。你從「曾經與他們並肩作戰」，變得「不再多提」。不禁懷疑，這是不是就像是長大、抽高時必經的「成長痛」？
讀了很多東西，很好，但最後你有沒有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而這個社會，有沒有也因著你的努力，成為你更想要住的地方？
如果答案是以上皆非，究竟是哪裡出了錯？
你期待從這邊帶走什麼？
原本不確定要不要發問，在講座最後的QA環節還是舉了手，跟在場的朋友提到了這一晚讓我想到的幾件事。
之前讀過一篇專訪，以色列的教育部長談到下一代的教育，他希望那些年輕的孩子帶走哪些東西。他的回答很精簡，字數精煉，說了三個他的期待：「會想，會感覺，能有願景。」
我時常在想，台灣的教育，制訂的人，希望我們最終帶走什麼？坐在課堂裡的人，又是怎麼思考這個問題的呢？如果可以先好好想透這件事情，也許我們的學習會更有意義。也或許，有些人會趁早離開課堂——因為此時此地，這裡完全沒有你在追求的東西，不如省點時間，幫幫自己。
走出書店，很想感謝自己報名參加了這場活動。後來回家查了一下部落格，上一次把原本放在日記的講座心得公開刊登出來，是2019年的事了。這五年，想過的事情沒有少，但在看到台灣的第三勢力在支持率上徹底凋零後，確實令自由派沮喪。
整個分享會的尾聲，我最頻繁想到的是兩個字：教育。
近幾年發現人類社會的盼望在於教育。因為那是我們這群成人長大後有機會回頭改變的東西。這種東西，有潮流，有修正，繼可見清楚的趨勢，也能寫入我們的內省。
一個生命有幸被上帝眷顧、挑選，成為知識份子後，追求正直人格的重要性，在這群幸運兒的心底深處是不是太少被提及？還是我們習慣工具化了學歷、文憑、量化分數、排名，只為了爬得更高，或是為了有一天更迅速、更勇猛地對處於下位的階級無情掠奪？
當一尊又一尊佇立的神像坍塌，我們能想像自己，有一天成為現在新聞上看到的那群人嗎？
進一步問，那些現在大家覺得想拼命躲避，彷彿身上有害蟲的人，他們可有想過自己今天的命運？
教授提到他時常思考的一句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小小白話註解：大學的道理，在於彰顯人人本有，自身所具的光明德性（明明德），再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去除污染而自新（親民，新民也），而且精益求精，做到最完善的地步并且保持不變】
如果一個人最後並沒有自發性地想培養正直的人格，那麼反推他前面所學到的東西，應該只是一些雕蟲小技，格局與深度都不足掛齒。陳教授講得很直白，但很切中要害。
埋首於政治哲學，走過長路的知識份子路程最終的體悟，也許足以成為我埋首工作之餘，偶爾該抬起頭思量的事。
非常感謝 US Taiwan Watch 的選書，也感謝法律白話文運動提供了這麼好的場地。2024身在台北，實在幸福。
期待十一月的選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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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來源：Canvas、李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