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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投票，終究是一種選擇。比起攻訐別人，我更常練習去聽別人表達「自己為什麼做出這個選擇」。
人一輩子其實很少有機會，真的遇到一個自己認識多年的人走出來參選。因為曾經互動過、分享過，也彼此關心過，你對他的理解不只是來自新聞、政論節目或競選廣告。也正因如此，當選舉開始之後，看著各種完全不同的描述、批評，甚至是我自己認為失真的攻擊出現在眼前，那種感受會特別強烈。我沒有打算說服任何人，只想把自己相信的事情寫下來。
我們每個人都有溫柔委婉的一面，也都有嚴厲強悍的一面。所以如果有人說沈伯洋是個「雙面人」，我倒覺得這個說法很有意思。因為不只沈伯洋，我想，我也是個雙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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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玉蔻
「洋流」在台北的夜市、市場與宮廟湧現之後，藍白陣營從開始的不承認洋流、說洋流都是花錢動員來的、到現在開始新的攻擊點：沈伯洋是個雙面人。
徐巧芯等藍營核心戰將率先開啟陸戰與輿論攻勢，針對沈伯洋過去鮮明的「抗中保台」與黑熊學院形象冷嘲熱諷。徐巧芯說，沈伯洋為了因應地方首長選舉，刻意改變過往高度對立的國安專家形象，轉而投入傳統基層經營：參與社區活動做蛋糕、跑鄰里、到宮廟參拜，試圖形塑親民、憨厚老實的暖男形象，以吸納中間選民。她說，看著黑熊大將變身暖男：「覺得這整件事滿幽默的」。
藍白要大家相信，這份溫度是演出來的。這套論述的邏輯很簡單：那個在議場拍桌、在國際上點名中共的沈伯洋是真的，眼前這個溫和微笑的沈伯洋是演的。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說，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立場都不相信、一變再變，又要如何讓市民相信；「民無信不立」，若擁有堅定信念，「就不需要刻意塑造人設」。民眾黨創黨主席柯文哲說這次選舉「包裝太多了」，拿一年前的影片對照，會讓人驚訝「這是同一個人嗎」。
國民黨立委王鴻薇稱他是「雙面、騙票人設」，許宇甄說他「向來就是雙重標準」、在立法院動輒出言攻擊國民黨立委。前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尹乃菁更直接反問台北市民：「只經過選舉的包裝，就要選出這樣的一個假貨嗎？」
如果溫柔是演的這場戲已經演了十五年
要判斷一個人的溫和是不是演的，不是當事人或批評者說了算。隨著沈伯洋的參選，網路上許多人跳出來分享他們眼中真正的沈伯洋，從各個構面，補齊了真沈伯洋視角。
對學生。2011年，還是法律補教老師的沈伯洋，有一次睡過頭，遲到一個半小時才趕到高雄上課。學生沒有抱怨，還送他喉糖和巧克力。他回去寫了一篇〈謝謝高雄同學〉，檢討自己在一學期上百堂課的疲憊中，開始把學生「想得太兇狠」，謝謝學生把他拉了回來。一個名師為了遲到寫兩千字反省文，那時離他參選還有十五年。
十多年前，一名年輕人因工安化學爆炸失明。沈伯洋在新聞上看到後，主動聯繫對方，送了一套價值一兩萬元的法律有聲書，讓他能繼續準備國考。這件事他從未公開，是當事人最近才說出來的。
對工作。即使在選戰最緊繃、甚至發燒的時候，他仍然每週四回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上課、指導論文。學生在 Threads 上貼出課堂照，他留言：「歡迎大家來台北大學唸書！很容易遇到我。」
對家人。沈伯洋與妻子曾心慧經過兩年多的審查、課程與家訪，收養了女兒「小麻糬」。疫情期間無法見面，夫妻倆錄下自己又唱又跳的影片寄給機構，只為讓女兒到家前先熟悉爸媽；接回家後又把桌腳都包上軟套。他說：「我們家就是三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但我們彼此相愛。」
對台灣。拿到博士學位後，他和妻子把留美與回台的條件列表打分，美國幾乎全面勝出，直到他在「歸屬感」一欄替台灣多加了十分。他留下的理由只有一句：「美國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它不是台灣。」
如果說這些是為了選舉而演出來的競選素材，那沈伯洋這佈局也太遠太深。
把他發怒的場景攤開看見的是什麼？
藍白說那個拍桌、怒罵的沈伯洋才是本色。但只要把他發怒的場景一一攤開，就會發現每一次都有一個具體的對象：被輾過的程序、被凍結的憲政、被擋下的國安。
2024年5月17日，藍白在立法院強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正案，也就是後來大部分條文被憲法法庭宣告違憲的「國會擴權法」。民進黨立委爬上主席台阻擋表決，沈伯洋被推下約兩公尺高的主席台，頭朝下重摔落地，躺上擔架送往台大醫院，診斷疑似腦震盪。當晚凌晨他回家報平安，第一句話是「很不好意思沒有撐到最後，跟著大家一起擋」。
摔傷之後，國會的走向並沒有回頭。2024年底，藍白在同一天三讀《選罷法》《憲法訴訟法》與《財政收支劃分法》。新版憲訴法拉高大法官開會與宣告違憲的門檻，加上藍白兩度否決大法官提名、只剩八位大法官，憲法法庭從2024年10月起停擺超過四百天。台灣一度成為民主國家中，唯一一個憲法法庭被國會修法癱瘓的例子，直到2025年12月憲法法庭宣告這部憲訴法違憲。
財劃法則要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大幅移往地方，行政院警告將衝擊國防、社福、醫療、治安等支出，最後院長卓榮泰以憲政史上首見的「不副署」回應。同一時期，監察院的業務預算被砍到所剩無幾。
沈伯洋最在意的國安法案，命運更是如此。他與十多位綠委提出要求立委、退將、政黨負責人赴中交流須申報的「兩岸條例」修正，被藍白在程序委員會與院會擋下上千次，其中沈伯洋的版本單獨被擋154次，是所有提案中最多的。整體計算，藍白封殺國安相關法案已達1,297次。2025年，政府提出1,500億元的「國土防衛與安全韌性」特別預算，也被藍白全數刪除，改成普發現金。
與此同時，中共的手已經伸到他身上。中國以「分裂國家罪」對他發布全球通緝；跨境鎮壓案件曝光後，他是被裝設針孔監控的對象之一。而綠委早已提出的九個補破網版本，在內政委員會一拖再拖，至今卡關超過一年。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則公開指控他收受國外資金。
一個人被推下主席台、被敵國通緝、被跟監，提出的法案被擋上百次，還要被國會同僚指為外國代理人。面對這樣的藍白亂台，誰能不怒？就像沈伯洋自己在接受訪問時所說：「過去兩年他在立院面對這些人，都把你從主席台推下來了，怎麼還能溫良恭儉讓」
三十年間互不相識的人寫下同一個沈伯洋
有人說，沈伯洋過去累積的陰德值，現在都一一浮現了：從小學、建中、大學，到海外留學、大學教職，各個人生階段認識他的人，陸續主動寫下回憶。這些人彼此不認識，卻描述出同一個人。
一位自稱復興國小五、六年級同班的同學回憶，三十多年前，沈伯洋替他作保，結果他沒做到，沈伯洋跟著被連坐處罰。他滿懷愧疚，沈伯洋卻只安慰他：「你再加油就好，沒事的。」這位在眷村長大的同學說：「這就是我認識的沈伯洋」，並表態這次要支持老同學。
建中退休國文老師楊鴻銘，以〈溫厚善良，建中老師眼中的沈同學〉為題撰文，形容這名昔日學生「聰明機警、溫厚善良、始終與人民站在一起」，甚至說是學生在思想上啟發了他。
同樣在建中，沈伯洋擔任鄉土文化研究社社長，邀請自然作家劉克襄擔任指導老師。從山徑、古道到城市街區，文化與歷史成為他理解台北的起點，也正是今天政見裡「台北山徑計畫」與「城市文化徑」的源頭，而不是選戰幕僚臨時想出的口號。這位當年的指導老師，在學生參選後發文寫道：「無庸說，他是此生自然教學過程裡，台灣送給我的最厚重禮物。」
大學同學、政大傳播學院教授康庭瑜則說了一個故事：某年年終聚會，大家交換著工作與婚姻的煩惱，沈伯洋一坐下來就說「怎麼辦，台灣可能有麻煩」，擔心外國用數位工具介入台灣民意。她稱他是「連煩惱的扣打都留給別人的好同學」，並說「像這樣的事我可以想到100個」，而且都早於他從政。
海外的夥伴也記得他。2016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北美台灣研究學會（NATSA）結識沈氏夫妻的Elu Tu回憶，旅途中斷網時他分享熱點、斷水時一起去湖邊提水；兩名旅伴划船迷途，是他和妻子開車去把人接回來。她寫道：他愛NATSA，所以顧桌、搬便當；他愛旅伴，所以挑水、救援；他愛家人，所以爭取時間相處；他愛自己的國家，所以回台灣做台灣研究、投入政治服務。
同一個學會的另一位夥伴、曾任北美台灣研究學會會長的作家湯舒雯說，聽到有人評論沈伯洋的形象「短時間內變化巨大」、是人設包裝，她完全能理解那種心情，只是她的震驚比這些評論者早了好幾年：她難以想像，自己多年來最深思、理性、利他的朋友之一，會在短短幾年內被媒體描繪成「反智的類法西斯主義者」。如今她反而覺得，他的形象終於「回到了認識他的人們比較熟悉的他」。
至於學生，北大犯研所的學生在 Threads 貼出課堂合照，底下湧入一串校友留言；也有人寫下「沈老師是真的好，我也受他無償教學」。2011年那篇〈謝謝高雄同學〉，正是一位當年準備國考的學生、如今的律師，存了十五年後翻出來分享的。這一段段故事，多到甚至有熱心的網友幫他架了一個「撲馬，一直是這樣的人」網站收集起來。
人設可以在一場選戰中包裝，但很難讓三十年間、散落在世界各地、互不相識的人，替你寫出同一個版本的故事。至少，我沒看到蔣萬安過去的同學或老師，出來幫他說話。
一面留給所愛的人一面留給傷害台灣的人
所以藍白說得沒錯，沈伯洋是個雙面人。他有一面，是給學生、家人、朋友與市民的：遲到會寫兩千字反省、會替素不相識的失明青年買有聲書、會為女兒錄唱歌跳舞的影片、會在聚會上把自己的煩惱讓給台灣。另一面，是給癱瘓憲政的國會多數、給擋下國安法案上百次的程序委員會、給對他發布通緝令的中共。那一面，是面對藍白要癱瘓他放棄美國教職也要回來守護的台灣，會拍桌、會怒斥。
藍白真正想做的，始終是同一件事：不讓沈伯洋的真實聲音被聽見。他還只是國際知名的認知作戰與中國滲透研究者時，攻擊對準的是他的論點，而不是他這個人；進入立法院後，黑熊學院被一再污名化，他的發言權被一次次沒收，協商的對手轉身就走，那個從主席台摔下來的夜晚，正是他想把屬於國會少數的發言權拿回來，讓民眾看見議場裡發生了什麼。如今他站上選戰的主舞台，當洋流已起，發現聲音再也封不住，攻擊便換成另一種形式：說他是包裝出來的假人設。
真正的雙面人，是一邊說自己捍衛憲政、一邊讓憲法法庭停擺四百天；一邊說自己愛台灣、一邊把國安法案擋上一千多次；一邊說對手只會包裝，一邊卻忙著撿樹枝學掃地。
沈伯洋這個雙面人，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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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馮建三到羅世宏：二十年後，我為何開始批判曾經啟蒙我的老師？
原文作者：林靖堂
二十多年前，還是傳播研究所學生的我，懷抱著對社會改革的熱情，參與傳播學生鬥陣的讀書會，也因此認識了馮建三、郭力昕、羅世宏等長期投入媒體改革的學術恩師與前輩。那是一段台灣民主化之後，社會仍然充滿改革理想的年代。當時的我們相信，媒體、教育、文化與經濟制度裡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權力關係，應該成為政治民主改革後進一步社會民主化的對象。
還記得跟著老師們參與媒體改革運動，在往返的路上討論公共政策、文化帝國主義，以及傳播制度如何影響社會公平。老師們的學術理論不只是課堂上的抽象概念，更與當時台灣公共廣電制度的建立、媒體所有權與文化自主問題緊密連結。同時，也因為我念的是私立的黨國學校，在大學到研究所的這五、六年期間，我也很重視高等教育市場化、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議題，也與老師們對相應的議題進一步投入社會參與。對我而言，無論是馮建三還是羅世宏，都不只是曾經共同投入社會改革的學術前輩，更是在人生重要時刻曾經提攜我的恩師與恩人，這些經歷深刻影響了我後來的人生。
從新聞工作到政治幕僚，再到如今持續關注台灣政治與傳播環境，我始終習慣從制度、資源分配與權力結構的角度理解公共問題。這套思考方法，很大一部分來自年輕時接受的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教育。然而，二十多年過去，我與昔日老師們對台灣政治現實的理解，卻逐漸出現差異。
在2023年馮建三第一次公開表達親中的政治論述之際，我第一次以〈老師，抱歉，這次我反對！〉為題，在《自由時報》公開表達對昔日師長反戰論述的不同看法。2025年，我進一步提出「後馮建三時代」，討論台灣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面對數位平台與中國威權擴張時的理論侷限。
到了2026年，羅世宏接連以類法西斯、認知作戰等概念評論沈伯洋與「洋流」，又提出「一中兩國」的兩岸論述，讓我不得不重新思考，究竟是我們所處的台灣改變了，還是當年那些共同相信的改革價值，在不同世代與政治經驗中，逐漸產生了不同的理解？
一、當年的改革理想，為什麼會形成今天不同的政治判斷？
回頭看二十多年前的媒體改革運動，我認為當時最重要的思想基礎，是認為政治、經濟與文化權力，都應該受到民主社會的監督。我們期待政府建立更完善的公共廣電制度，是因為相信文化不能完全交給市場，人民也不應該只能被動接受資本與政治權力所提供的資訊。雖然，文化帝國主義這個詞彙專注在對批判文化政治力量的結合，然而，我卻也不認為，這樣的文化帝國主義現象只來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如何讓台灣發展自主的文化與傳播能力，避免受到中國與其他外部力量支配，同樣是重要的改革目標。然而，二十多年後，國際政治與傳播環境已經大幅改變。中國的經濟、軍事與資訊傳播能力不斷擴張，數位平台也逐漸取代傳統媒體，成為公共領域的新文化空間。在這樣的變化下，我開始對昔日老師們的政治判斷產生疑問。
馮建三長期從反資本主義、反美國霸權的角度理解國際政治，有其思想與學術脈絡。但在今日中國已經具有強大威權政治力量的情況下，原本用來批判西方霸權的理論，是否也能同樣有效地批判中國？
羅世宏長期關注媒體改革、事實查核與民主傳播，但當新的群眾政治透過社群媒體形成，他對傳播操弄的警覺與過度詮釋，是否也可能影響他對群眾自主性的理解？我認為，這些差異或許不是突然出現的，在這多年來的政治環境與歷史演變中，是原本共享的改革理想，經過二十多年的不同人生經驗與政治環境變化後，逐漸發展出不同的問題意識。
我個人的主觀當然認為，這兩人已經背離了自己當年的理想，然而，我們也必須檢視，當年共同相信的權力批判，他們今天是否仍然被一致地運用在不同的政治力量身上。畢竟，他們教我們要平衡報導、要事實查核，但他們自己有做到嗎？
二、對中國的想像，可能是我們思想分歧最深的地方
2023年反戰聲明的爭議，是我開始公開反對昔日師長的重要轉折。當時我所疑惑的，不是為什麼有人反對戰爭，反戰台灣島上的所有人都反，只是，為什麼在台灣面對中國軍事威脅的現實下，這些人的反戰論述仍然將美國放在主要的批判位置。俄羅斯、中國，就不是霸權主義？馮建三等人並非沒有批評中國與俄羅斯，但我認為，他們對美國權力的分析，與對中國威權及俄羅斯侵略責任的討論，在篇幅、深度與問題意識上存在值得檢驗的落差。
這背後或許反映一個更深層的思想問題。對部分長期受到西方左派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而言，美國往往是資本主義與全球霸權的主要象徵。然而，當中國逐漸從過去被視為西方霸權之外的政治力量，成為今日具有強大經濟與軍事能力的威權國家時，原本的國際政治分析框架是否也需要重新調整？
到了2026年，羅世宏提出「一中兩國」，則讓我看到另一種對中國的理解。他試圖區分文化歷史與現實政治，以共同的中華文明概念，尋找兩岸平等共存的論述空間。這套想法與中國官方的一國兩制並不相同，也不能直接視為支持中國威權。但對我而言，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在台灣已經具有民主制度與獨立運作的政治共同體之後，我們仍然需要回到中華文明的共同性，作為重新思考兩岸關係的基礎？從馮建三的反戰論述，到羅世宏的「一中兩國」，兩人的思想並不相同，卻都讓我感受到，某種對中國與世界秩序的既有想像，仍然深刻影響這些老派知識分子的政治判斷。而我自己的思想變化，則是越來越相信，理解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必須先從台灣人民的政治自主與民主實踐出發，不是先尋找雙方在歷史、文化或國際政治中的共同位置，這或許是我與昔日老師們逐漸產生距離的重要原因。
三、當知識分子開始懷疑群眾，是否也應該重新檢驗自己的權威？
相較於馮建三對國際政治與姑息主義的和平論述，羅世宏近期對沈伯洋與洋流的批判，則讓我想到另一個問題，知識分子如何理解自己的公共角色？過去，我們學習傳播政治經濟學，是為了理解政治與資本權力如何影響民眾取得資訊、形成意見與參與公共生活的能力。但今天的傳播環境已經不同。網路社群使民眾不再只是被動接受訊息的閱聽人，也可以自行組織、傳播、參與並創造政治議題。
沈伯洋的政治發展，正好提供了另一種知識與公共實踐結合的案例。他將學術研究、國安倡議與政治參與連結起來，並透過群眾動員形成公共影響力。羅世宏則從政治傳播的角度，質疑候選人形象、群眾規模與情感認同是否受到策略性操作。這當然是可以研究的問題。但我始終覺得，當學者將群眾參與理解成政治傳播操作的結果時，也必須同時保留另一種可能，民眾本來就具有自己的政治判斷與行動能力。否則，研究者便可能陷入一種矛盾：一方面主張人民應該擁有傳播權利，另一方面卻在人民真正形成集體政治行動時，優先懷疑他們是否受到操弄。這也讓我開始思考，學術專業是否可能形成另一種知識權威。
當一位學者長期透過研究、專業團體與公共評論建立社會影響力，面對另一位學者將知識轉化為群眾行動，兩者之間是否可能出現不同形式的公共影響力競爭？然而，我也認為，知識分子是否願意承認，自己長期累積的學術權威，也可能受到新世代政治實踐的挑戰，是值得研究的社會現象。當知識不再只透過學院與傳統媒體流通，學者是否也願意接受，群眾可能透過自己的經驗，形成與專業理論不同的政治理解？這是我從羅世宏近期評論中，最想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四、從批判權力到維護自己的存在價值：昔日改革者的角色是否正在改變？
二十多年前，我們跟著老師參與媒體改革時，面對的是既有政治與媒體制度中的權力不平等。那時的改革者，往往站在制度之外，質疑政府、資本與媒體所有者所掌握的權力。但隨著時間過去，當年的改革者逐漸成為教授、學術權威、專業團體負責人，乃至於成為NCC委員、公視董事、事實查核組織董座，他們對社會改革與政治衝突的理解，也可能因為角色不同而出現變化。這不是說進入制度就代表放棄改革，更不能因此認定一個人變得保守。然而，進入政治之後，通常需要更了解協商、程序與穩定的重要性；而仍然在制度之外推動改革的人，則可能更加重視現有制度無法回應的社會問題。兩種位置沒有必然的優劣，卻可能形成不同的政治判斷。
我開始思考，馮建三與羅世宏近年的一些論述，是否也反映他們長期參與學術與公共制度後，對政治衝突、群眾動員及制度穩定產生了不同的重視程度？尤其當他們對新興的政治力量提出強烈質疑時，是否仍然以相同的標準，批判傳統政治權力與既有制度的問題？因為我仍然相信，改革者即使成為制度的一部分，也不應該失去檢驗制度權力的能力；而知識分子即使擁有學術權威，也不能讓自己的思想免於批判。
五、二十多年後，我仍然相信當年老師教給我的事
回頭整理這段歷史，我發現自己與昔日老師們的分歧，其實不是從2023年才突然發生。從學生時代的讀書會，到媒體改革運動，再到我進入新聞與政治工作，我們始終處在不同的社會位置，也累積了不同的實務經驗。老師們透過學術研究與公共制度參與理解社會，我則在新聞現場、政治工作與選舉過程中，不斷面對理論與現實之間的距離。當年我們共同關心公共廣電與文化自主，今天我則更加重視中國威權擴張、數位平台權力，以及台灣民主社會如何在外部壓力下維持自主。
這不代表昔日的學術理念已經失去價值，相反地，我認為那些理念仍然重要，只是它們必須持續回應新的社會問題，而不能停留在二十多年前的政治與傳播環境。對馮建三與羅世宏等老師，我始終心存感謝。他們讓年輕時的我學會質疑權威、理解制度，並且相信公共知識應該與社會改革產生連結。但也正因為如此，我更無法把對老師的尊敬，當成停止思考的理由。
從2023年公開反對昔日師長的反戰論述，到2025年提出「後馮建三時代」，再到2026年重新檢驗羅世宏對中國與群眾政治的理解，我不認為自己是在背離當年的學術啟蒙。我只是逐漸發現，當年老師們教導我們如何批判權力，二十多年後，同樣的方法也應該可以用來檢驗老師們自己的權力論述。畢竟，學術傳承的意義，不應該是後輩永遠接受前輩的思想，進一步，應讓不同世代能夠在新的現實條件下，繼續檢驗、修正甚至反對既有理論。
二十多年前，在讀書會、在猴山、在那些關於公共廣電與台灣文化自主的討論裡，我學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應該因為一個人擁有權力或權威，就放棄獨立判斷。二十多年後，我仍然相信這件事。如果老師們當年教會我的，是如何對權力保持批判，那麼今天，即使批判的對象是曾經教導我的老師，我也不應該例外。
我始終感謝當年的啟蒙，也始終記得那份師生情誼。而我想，這正是我能夠延續那些教導的方式，停止永遠重複老師們給的答案，繼續提出屬於這個時代的問題，並提出自己的解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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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閱讀 2
法西斯主義能類比的對象是什麼？
Titus Chen via 鄭超睿導讀
看到朋友政大國關中心陳至潔（Titus Chen）教授在臉書寫到，他對Jason Stanley對法西斯主義的理解不完全認同。同樣的，我也不是很認同。
Stanley是一位語言哲學家，他的著作 How Fascism Works（ 中文版：《法西斯如何運作：劃分「我們」與「他們」的政治操弄》），對於政治宣傳如何操弄民眾情緒、製造敵我對立，以及這些手法可能對民主體制造成的傷害，當然提出了很好的提醒。但我認為，這些觀察與分析，並不代表我們必須接受他對法西斯主義的所有理解，更沒有必要把他的理論當成判斷某個政治人物是否具有法西斯傾向的主要標準。
Stanley歸納了法西斯政治的特徵，包括神話化的過去、政治宣傳、反智主義、摧毀真實、階層制度、受害者意識、法律與秩序、性焦慮、城市與鄉村的道德對立，以及利用勞動與福利議題製造社會區隔。
陳至潔教授提出一個我很認同的觀點：這些特徵其實並不是極右翼所獨有，極左派的政治運動或威權政權，同樣可能具有這些特徵。以史達林與毛澤東時代為例，政治宣傳、領袖崇拜、反智主義、思想控制、製造敵我對立，甚至改寫歷史，都曾經大量出現。但我們不會因此就認為，史達林主義、毛澤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是完全相同的政治思想。
這裡就涉及政治學上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如果某些特徵同時存在於極左與極右的政治運動，甚至一般民主政治的選舉競爭中，那麼這些特徵本身，究竟具有多少辨識法西斯主義的能力？其實，法西斯主義在政治學與現代政治史的研究中，早就已經有相當成熟的討論。我特別翻出手邊的牛津字典，看看它對Fascism的解釋。字典首先將法西斯主義定義為1922年至1943年間，墨索里尼統治下盛行於義大利的極右翼民族主義運動及其組織原則，接著才將這個概念延伸到其他類似的民族主義與威權主義運動。
牛津字典進一步指出，法西斯主義雖然沒有一套完整而一致的政治學說，但通常具有幾個特徵：相信某個國家或族群優越於其他國家或族群、蔑視民主、要求人民服從擁有絕對權力的強勢領袖，以及運用強烈的政治煽動手法。當然，字典的解釋不等於政治學研究的全部。研究法西斯主義的學者，例如Roger Griffin與Robert Paxton，也分別從極端民族主義、民族重生神話、政治運動的發展，以及對民主制度的破壞等角度，提出更深入的分析。但這些研究都提醒我們，法西斯主義有其特定的歷史與政治內涵，不能只因為某個政治人物使用了激烈的政治語言，或善於動員群眾，就輕易將他歸類為法西斯主義者。
這也讓我想到最近羅世宏教授對沈伯洋及「洋流」現象的批評。羅教授對沈伯洋的某些政治言論提出質疑，包括敵我劃分、國家安全論述，以及對政治對手的標籤化。這些問題當然都可以討論，也應該接受公共檢驗。民主社會沒有任何政治人物可以免於批評，包括沈伯洋在內。但從批評一個政治人物的言論與政治操作手法，到將他形容為「法西斯」或「類法西斯」，中間其實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例如，沈伯洋對中國共產黨滲透台灣的警告是否過度？他對第五縱隊的描述是否精確？他對某些政治人物或群體的批評是否失之偏頗？這些都是可以具體檢驗的問題。但即使我們認為他的部分言論有問題，也不能因此就推論他具有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思想。更何況，台灣面對的是一個真實存在、長期以軍事威脅與統戰滲透施壓的威權政權。政治人物對這種威脅提出警告，與法西斯主義刻意製造虛構的內部敵人，兩者不能不加區分。當然，真實的國安威脅也不代表所有以國安為名的言論都必然正確，但判斷的起點，至少應該是具體事實，而不是先貼上意識形態標籤。
至於「洋流」，我認為更應該把它放回民主政治的脈絡來理解。民主選舉本來就有政治人物的魅力、群眾的熱情、支持者的認同，以及各種政治傳播與選舉動員。這些現象並不是法西斯主義所獨有。不能因為一個政治人物受到群眾歡迎，或者他的支持者展現高度熱情，就把這種現象與法西斯主義連結起來。
我並不是說沈伯洋的政治主張都沒有問題，也不是認為「洋流」不值得批判。恰恰相反，正因為民主政治需要理性討論，我們更應該針對具體言論、政策主張與政治行為提出批評，而不是輕易使用「法西斯」這種具有沉重歷史意義的標籤。
回到Stanley的著作，我認為他的貢獻，是提醒我們民主制度可能如何遭到政治宣傳、謊言與威權式動員的侵蝕。這些警告值得重視，而且不論極左或極右，只要出現類似的反民主現象，都應該受到檢驗。但如果要進一步判斷某個政治人物或政治運動是不是法西斯主義，還是應該回到政治學與歷史研究，從其意識形態、政治目標、組織方式，以及對自由民主制度的實際態度來分析。
批判威權政治，不需要把所有令人反感的政治現象都稱為法西斯。反過來說，維護民主政治，也不應該因為不喜歡某個政治人物，就輕易把法西斯的帽子戴到他頭上。我認為，這才是討論法西斯主義時，應該具備的基本學術素養。
（以下為 陳至潔教授 原始文章）
用法西斯去形容一位政治人物，用認知作戰去描述他的選舉宣傳策略，是否合適？支持與不支持這個看法的，都引用Jason Stanley的How Fascism Works這本書，可能是因為禹仲翻譯了這本書，台灣人比較熟悉。不過我一直對Stanley這位語言哲學家的理解有意見。他對極右法西斯體制的定義，大概只有一項是法西斯獨有的（就是種族優越感），其他的特徵都與極左極權體制完全一樣：極右體制有的，極左都有。所以這個定義的辨識度很低。Stanley比較好的著作，我認為是How Propaganda Works, 但這似乎沒有中譯本。討論這些，帶我回到中山政研所教授中國政治傳播的美好時光。那時帶著學生讀，自己則是現學現賣。
讓候選人與他的支持者所憤怒的，可能是將他們類比為歷史上惡貫滿盈的邪惡政體或是指控他們欺騙誤導選民。至於選舉宣傳手法是否就是認知作戰，我覺得不需要以文害義，因小失大/見樹不見林地辯解說認知作戰是國與國的戰爭行為，所以選舉宣傳不應被歸類為認知作戰。認知作戰當然並非真正的實體戰爭，而是泛指政治群體之間運用欺騙、操弄、造假、誤導等方式讓對方改變思維方式以利於己方的政治目標。若是在國內政治不應使用戰爭隱喻，那我們也不應該使用『選戰』這個詞彙。
不用認知作戰這個詞也無妨，學術界/實務界有其他的詞彙去指涉國內的資訊影響行動，例如蘇聯政府對國內與國外民眾廣泛使用了Active Measures, 或是更中性的Strategic Communication，都是指涉為了特定的政治目標（例如讓人勝選或落選）而刻意發展出帶有導向性的資訊傳播模式。
這些資訊模式不一定要用假資訊，只需帶有目的性的與策略性，可以運用framing or priming operations, 例如針對同一個事件，選擇性地凸顯某些意見以引導輿論。我還記得一位資深中國黨媒記者很慎重地對我說，官媒是不說假話的，我們只是引導民眾的看法，我們不造假 [但…你們也沒說真話呀，而且重點都在你們如何呈現真相]。選舉宣傳不是學術出版，做學者要客觀全面，打選戰不需要如此。所以選民最好的做法是不偏聽，儘可能接收對立陣營的不同看法，不過在忙碌的生活中，真正做到這樣的選民大概很少，而且現在都是情緒動員多，理性政策討論反而較稀少。
為了創流造勢，社群時代有效的選舉時常是去中心化的選舉：支持某個候選人的民眾或團體在社群媒體上自主產生並傳散有利於該位候選人、或不利於其對手陣營的內容，做哏圖酸圖等等。候選人可以選擇性地與他們站隊。若是他們做得太過頭而可能不利選情，也可以否認這些人與競選團隊的關聯。Deniability是關鍵。我個性不喜見到酸言酸語諷刺文，我覺得這些言語既不真誠又沒有實質意義，但我理解這是無權勢之人的反抗工具（所以我也會發酸言）。那如果支持山獅的民眾成天發酸文嘲笑空安（對不起真的很好笑啊），說他腦袋空空沒能力只靠改姓加持等等等，我要不要將這帳算到山獅頭上，說這都是你的錯，是你在搞認知作戰？
因緣際會，我見過山獅幾面，在他還是學者與倡議者的時候。他確實是反應機敏過人，表達能力甚強，語言與組織能力皆屬頂尖。我對他做學問的看法比較保留，但文人相輕自古皆然，我一學術邊緣者的看法無關緊要。倒是他為從政前已是極活躍的公共政策討論者，在網路上留下大量的內容，前後十多年，未必能首尾兼顧，以前的立場未必是現在的，這就成為另一陣營檢驗他挑他毛病的絕佳素材來源，不過以他反應之靈活，應當也不是難事，支持他的外圍側翼也會替他擋下些許炮火的。我祝他好運，但我想他也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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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派挑戰首次贏下臺北市長寶座
原文作者：林韋地
寫篇文章在這裡整理一下對台北市長選舉的想法。
在新馬其實常會被問到對於台灣政治的看法。
如果要以非常簡單的方式介紹台灣政治，我會說，藍綠白基本上是認同政治，但綠的板塊內部有左右之爭，綠之外比較progressive的部分近期也組成小黃台灣前進。在這個結構之下，試圖對洋流做些主觀探討。
我認為洋流能夠崛起的最重要基礎，是實用主義中間路線的確立。在多談政策多談民生的氛圍下，我們可以觀察到，在洋流崛起期間，綠營支持者很少互罵「左膠」和「xx沙文」之類。一方面，應該不會有人去質疑沈伯洋的台灣認同和國安意識，但另一方面，沈伯洋的政策或語境，是在台灣的政治現實之內盡可能貼近progressive的。所以無論左右，應該很少泛綠支持者會覺得自己對沈伯洋是需要含淚支持，而這個實用主義中間路線，也會吸引很多不忠於任何政黨的理性選民。
我認為洋流真正的本質是台灣知識菁英和中產階級政治上的反撲，就這些人受夠了金錢政治，世襲政治和亂搞，希望公共事務可以被理性對待好好討論，所以有一種「反貪反腐反蠢」的思潮，那沈伯洋是這個思潮非常理想的代表，因為不管喜不喜歡他，都不大可能罵他貪腐蠢，他也不是政二代，或成長背景裡有任何特權。而且洋流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就是有點反民粹反悲情反情緒動員，高度自律，這在台灣政治非常罕見。比方說，沈伯洋會說，選舉要快樂，吵架交給我，大家談政策釐清事實就好不要攻擊，甚至要出網路教戰手則，支持者會彼此約束不要敗票。台灣是富而好禮的社會，理性選民其實是非常吃「他們開心就好」「我都尊重」。
把沈伯洋貼上「類法西斯」這樣的標籤，或許反映某種焦慮，但實際上的效果，其實只是和說沈伯洋要在社區派毒品差不多，就是在幫沈伯洋催票而已。當對沈伯洋的批評過於偏頗時，會迫使一些原本與政治保持距離謹守自己專業分際的人，覺得自己有必要出來說些什麼。而這些人的表態，其效應其實遠大於那些常曝光的政治評論員或政治人物。如果要批評洋流的話，我認為比較值得批評的點應該是菁英崇拜，如強調專業學歷和英文能力等。但這種批評的殺傷力也是有限，因為很多人現在比較認為政治人物的問題不是過於菁英傲慢，而是太蠢。
關於看好度，台北市是藍大於綠沒錯，但不要忘記，台北市也是全國progressive選民比例最高的。民進黨支持的候選人，曾有三次在台北市拿下過半的票：2014柯文哲，2016蔡英文，2020蔡英文，綠加progressive的結構，過半是完全可能。而像污名化毒品減害和同志夜店過度執法等議題，和煽動情緒和仇恨的語言，完全都有可能將Progressive的選民推向沈伯洋。
站在一個歷史高度的格局看，如果洋流都這樣的熱度還輸，會有一些負面效應。可能讓知識菁英和中產階級和Progressive的選民再度陷入政治失望和對公共事務冷感的狀態。而洋流這種實用主義理性講政策降民粹的方式還輸，也會讓政治氛圍又走回情緒動員煽動仇恨鞏固自己基本盤就能贏的老路。某個程度上，我認為洋流的意義是要完成2014太陽花學運和柯文哲應該要完成卻沒有完成的歷史任務，而2014年時明顯沈伯洋並不覺得柯文哲適合成為太陽花能量的載體，而到2026他自己就成為那個載體，這也是歷史的悖論。而這個歷史任務，一是召喚知識菁英和中產階級對公共事務的熱情，二是族群和解或重建族群關係。
只有藍白在地方選舉和國會大輸，民進黨穩定多數長期執政的情況下，ROC認同比較強的知識菁英才會放棄藍白作為參與公共事務的平台，而去思考怎麼和民進黨或廣義的台派去建立一個新的共治的關係。而只有在社會認同加強，被排除的焦慮消除，那才不會陷入虛無和或某種偏執，或被權力與名利所誘惑。
如果沈伯洋贏下台北市，那他會是第一個民進黨籍一對一贏下台北市長，他和他所代表的意識形態的政治能量會非常巨大。我要指出的是，這種「反貪反腐反蠢」不會只是劍指藍白，也會檢視綠營的政治人物。至於說這種「理性爆炸」的思潮會不會偏向極端民族主義，也不是完全沒有風險，但這取決於台灣知識分子的自省和自我批判的能力，我個人對此深具信心。
最後只想要說，大選將近，網路上常有什麼「不要高估台灣人的智商」的言論，我不是很認同這樣的說法。台灣做得出世界一流的晶片自然也發展得出一流的民主政治，有時歷史的發展只是需要時間，一時的挫折只是要反映某些結構性的問題。對民主社會自我修正能力的信任，更多時候是一種信仰。
以上個人主觀意識觀察，毫無政治科學實證，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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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來源：柯智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