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先講最直接的層次。在人權、自由處理上有問題的威權符碼，我們應該停止歌頌與美化，因為這些動作本身會持續發生作用。
第二，是將歷史的時空背景逐漸與現實環境扣連。比如現在你走在柏林的街道，可以找到一些指示牌，表示在歷史的哪個年代、日期，這裡處死了多少人，或是有多少人受到了傷害。因著什麼事件，還有後續發生了什麼影響，讓今天的世代，行走在這邊，就算沒有人解說，也能夠深刻體驗到這些地點、符碼，應該具有的歷史感。行走一次，提醒一次。她這段回答把我帶回幾年前。我在柏林走過很多這樣的紀念牌，她描述的就是我當時的感覺。
第三，是將原先的這些符碼、紀念館、廣場，加上另一個歷史的重要環節：那些對抗壓迫的人，是哪些人。許多平凡人在那個年代站出來反抗。他們的名字、故事，可以寫進這些威權象徵旁邊。
換腦袋，是人們喜歡拿來打臉政客的常用詞。
讀新聞評論時，看到某人被指責「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聽起來很像是拿過去的自己來打今天的臉。政治人作為社會資源的分配者，本來就該換腦袋。沒換，才是異常。因為選舉時，上位前，他得到的資訊可能不夠全備，一心只依過去的想法做事，形成災難。選民能取得的資訊，遠不如真正坐在決策位子上的人。
真正心懷惡意的執政者也許存在，那些被民眾錯殺的，他們的前途，歷史又該如何裁決？不同的權力地位，可能會有不同的「適切判斷」。這個鐵錚錚的事實，連當事人也要到事到臨頭才真正體悟。
《巨嬰國》書中的這幾個描述，放到臺灣的家庭、職場、感情關係裡讀，我覺得不會太陌生。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成為合格的父母。有些人天資聰穎，未開發前已經接近及格，只差實務經驗；有些人素質堪憂，能先把自己照顧好，已是萬幸。更有些人，內心的病態迫使他們需要先妥善處理，之後才有空間歡迎新成員，這才是真正破除數代惡性循環的第一步。
武志紅自己的語言，有時候比我的轉述更直接。底下是我喜愛的節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去找來看。
他們拿起麥克風，把罷工之後的事一件一件講出來：誰被約談、誰被調職、誰被解僱。情治單位那套手法，搬進了一間航空公司。這些對我來說並不是新東西，我早已經看過了，也知道了。聽他們親口講的時候，我還一直在想：這是真的嗎？
當我聽到有人說要帶著信念，為團隊夥伴而戰，我想起他們。
當我聽到有人說要相信修法是為了賦予更大程度的彈性，要相信勞資協商，我想起他們。
當我聽到有人說「臺灣有93%的公司沒有工會，所以有工會真好，有工會，人員才有保障，那7%的勞工好幸福喔」，我也想起他們。
電影、各種形式的影像創作，在不自由的國度，經常是一件很政治化的事。
在藝術創作的領域上，與「維穩」產生的衝擊，照實搬上螢幕會是什麼樣子？這部紀錄片的素材來自不同人，有手機、有攝影機側拍，也有偷錄。王我把這些片段剪在一起，從開幕拍到閉幕，側寫這場「被取消的影展」。落幕的方式特別，也是今日中國創作界寫實的處境。一個工作者只要求「可以拍、可以討論」，這個訴求本身，已經是當代中國獨立影像最寫實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