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轉型正義，其實我的印象中，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當中，不少國家發生了記憶政治全然分裂的問題。例如，同樣一個威權統治者，他在壓迫一個族群的同時，其實同時非常照顧另一個族群。今天，事過境遷，這些被好好照顧的後代，仍懷著感恩之情，甚至不只後代，有些當事人還在世。

真正心懷惡意的政治人，也許存在，但被民眾錯殺的政治人，他們的前途，歷史又該如何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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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權力地位，可能會有不同的「適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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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鐵錚錚的事實，連當事人也要到事到臨頭才真正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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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絶對主義者」鐵定不滿於這樣的狀況。因為，他們深信標準只有一個，素人也該提升自己的水準接近管理者的高度。

當我聽到有人說要帶著信念，為團隊夥伴而戰，我想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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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聽到有人說要相信修法是為了賦予更大程度的彈性，要相信勞資協商，我想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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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聽到有人說要相信最終極的黑暗之後，迎來的會是破曉曙光，我想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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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聽到有人說「臺灣有93%的公司沒有工會，所以有工會真好，有工會，人員才有保障，那7%的勞工好幸福喔」，我也想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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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話是這麼說的：「所有歷史上的事件或者人物，都會發生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

栗憲庭電影基金創辦人在片中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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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要對抗什麼，只是想提供給獨立導演一個平台，其實就是這樣很簡單的事情，我們爭取的就是讓每一位導演可以自由地拍攝，然後有一個小地方讓大家來討論、探討，在學術範圍內來討論這些獨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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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看似天真，同時悲觀，卻也懷著希望的企求，幾乎成為了當代中國獨立影像工作者的縮影。